“你的另一個問題我可以談，職業病這一塊不談。”

　　“這個問題，等我考慮考慮再聯系你。”

　　3月10日，本報記者到一些農民工輸入地輸出地大省的人大代表團采訪，花了整整一天時間，卻沒約到一位愿意就這一話題接受采訪的政府官員。當在走廊看到一位出席兩會的副省長，記者立即上前，與她談到發生在該省的一個曝光率很高的職業病事件，她回應道：“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不談了。”而某團的隨團新聞聯絡員也告訴記者，在發言時代表們沒人涉及職業病這一話題。

　　此前，工會界43位委員聯名提案呼吁盡快修訂《職業病防治法》。記者就這一話題采訪多位來自工會、高校、律所、企業的人大代表時，他們都作出積極回應，甚至提出不少切中肯綮的好建議，與官員們的態度形成明顯反差。其中究竟耐人尋味。

　　首先，農民工輸入、輸出大省都是職業病高發地區，但職業病發現、鑒定的周期比較長，而農民工流動性又很強，“發現了，是輸入地的問題還是輸出地的問題？這往往是一筆糊涂賬。對官員來講，這是一個不好談的問題。”一位來自工會界的政協委員說。

　　一位律師界的代表說得好：“職業病防治也牽扯到權力利益之爭，沒出事多個部門都會伸手，但出了問題，又往往相互推諉、逃避責任，政府也不知道應該打誰的板子。從這個角度看，官員避談有難言之隱。”

　　一位不愿具名的受訪者說，更重要的是，由于目前《職業病防治法》對這些責任缺少明確界定，只能停留在一事一議階段。即使這些地區在解決個體的職業病事件取得了成功經驗，也往往是在受害農民工的推動下被動取得的，向全國推廣的前提并不具備，多談必然自陷尷尬。

　　因此，不少代表委員形成了這樣一個共識：職業病防治也存在一個“去行政化”的問題——即在法治的軌道上，進一步完善現有管理體系，明確主體，厘清責任，使地方政府部門真正實現依法行政，切實降低職業病患者的維權成本。

　　在上午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的“人大立法、監督工作”集體采訪中，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李飛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明確：修改《職業病防治法》已經列入今年人大立法計劃。

　　希望官員們對職業病防治的難言之隱，將能借此煙消云散——從被動的應對者真正變成主動的踐行者，果如此，則是廣大勞動者的福音。(蘭海燕 趙曉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