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實施,其中將受到限制的“病毒性肝炎”明確界定為“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把乙肝排除在從業禁忌傳染病之列,這意味著乙肝病毒攜帶者可以依法取得食品從業健康證。

　　今年9月1日,杭州22歲的雷闖以乙肝病毒攜帶者身份拿到了中國第一個健康證；9月3日,安徽一名乙肝大三陽攜帶者也領到了健康證。

　　政策的放寬和其他城市的突破,開啟了深圳乙肝大三陽攜帶者黃錚(化名)的健康證申請維權之路。

　　昨天,對于江西宜春小伙子黃錚來說,是一個開心的日子,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他終于拿到了深圳第一個“大三陽”沒有經DNA檢測后的食品行業健康證。同時,從昨日起,深圳從業人員健康檢查時將暫時取消乙肝檢查項目,乙肝病毒攜帶者可以領取健康證了。

　　從辭工到行為藝術,再到提出訴狀,黃錚不屈不撓,但拿到健康證的他并沒有高興起來,雖然政策已經為“乙肝病毒攜帶者”解禁了,但他們頭頂上的那頂“帽子”仍然戴著,社會對其歧視依然存在。

　　“同事知道我有乙肝,把我趕出了合租房”

　　看到別的乙肝病毒攜帶者拿到了健康證,黃錚特地辭去了在龍崗平湖的工作,開始了自己的“申請健康證”之旅。

　　“深圳也應該開啟這扇大門。”黃錚說。

　　今年9月2日,滿懷希望的黃錚向政府熱線12345咨詢了深圳關于乙肝攜帶者辦理健康證的相關政策,但沒有得到回復；9月5日,他來到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咨詢,并參加了深圳市飲食行業和公共場所從業人員需進行的體檢項目,其中就包括乙肝檢查。

　　9月8日,黃錚的體檢結果出來了,但領健康證的期望幻滅了。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門診部主任汪武新告訴他,根據目前深圳的有關政策,不能給他發放健康證,同時,建議他做“二對半和轉氨酶”的復查。

　　黃錚失望中帶著一些不滿,他不能接受復查的建議。

　　“既然《條例》已經為乙肝病毒者從事食品餐飲行業解禁了,就沒有必要再做任何檢查了,這是我們應該享有的權益。”黃錚說,“我這么堅持并不是為了我一個人,希望能從我開始來打開深圳為乙肝攜帶者辦理健康證的這個關口。”

　　“我要享有與別人同等的權益。”黃錚告訴記者,從得知自己是乙肝病毒攜帶者那天開始,這頂“帽子”就一直壓在他的身上,也給他的生活帶來了陰影。

　　2001年高考前夕,黃錚在體檢中被查出為“乙肝大三陽病毒攜帶者”。

　　“這也是我第一次聽說‘乙肝病毒攜帶者’這個詞。”黃錚說,當時他并沒有意識到“乙肝病毒攜帶者”這個身份將會給他以后的生活帶來陰影。“高中畢業后,我去廈門找工作,當時我想找個不需要健康證的工作,結果找了半年都沒有找到。”

　　“我知道自己是‘大三陽’,所以我都不敢去辦理健康證。”黃錚說。

　　沒有健康證,黃錚“從來不敢想去比較正規的工廠找工做”。2004年,他來到深圳,找工作也只能被局限在“不需體檢的小工廠、小公司”。同時,他在生活上也遭到了別人的歧視。

　　“當時在一家小工廠打工,合租住在一起的同事無意中知道我有乙肝,就把我趕出了合租房。”黃錚無奈地說。

　　屢次申請未果,狀告衛生部門

　　在首次領取健康證失敗之后,黃錚在國慶前又多次向深圳市疾控中心進行申請,但同樣沒有成功。為了維護自己應該享有的權益,9月25日,黃錚在羅湖區田貝一路進行了一次反歧視乙肝的街頭行為藝術表演,用白布包裹全身表達“我有乙肝不是罪”的心聲。

　　在汪武新的建議下,9月28日,黃錚再次到市疾控中心做乙肝復查,但結果仍是“大三陽”,仍不能領取健康證。

　　10月12日上午,黃錚再次到衛生局進行協商時,帶著碰碰運氣的心情拿著辦證體檢憑條在自動辦證機上刷了一下,出乎意料的是,自動辦證機顯示可以拿健康證了。但工作人員卻告訴他那是系統出錯,要收回健康證。

　　“既然要收回健康證,我就要求他們寫一張憑條給我,但被拒絕了。”黃錚說。

　　也正因為這個意外,促使黃錚于當天下午在代理律師的陪同下,向羅湖區人民法院遞交了詳細材料,一紙行政訴狀把深圳衛生部門告上法庭,其理由是“深圳市衛生和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違反了《食品安全法》的相關規定,拒絕為他辦理健康證。”

　　這起訴狀被黃錚和他的“乙肝病毒攜帶者盟友們”視為“全國健康證第一案”。

　　據汪武新介紹,之前深圳從業人員辦理健康證時,乙肝是辦理健康證必須體檢的一個項目,且全市包括市疾控中心在內的32個頒發健康證的衛生行政單位,進行健康檢查所執行的都是同一個判定標準。

　　“《條例》中明確了健康檢查等事項將根據各地的情況來定,深圳的健康檢查項目和相關規定是根據省衛生部門制定的,在省里沒有出臺新政策之前,深圳只能執行原來的政策。”汪武新曾向黃錚這樣解釋。

　　“根據深圳之前從業人員的體檢標準,乙肝攜帶者轉氨酶正常,又是‘小三陽’的話,就能領取餐飲行業和公共場所健康證。”汪武新表示,如果檢查結果是像黃錚一樣的“大三陽”,就不能領取健康證。“要領證的話,還需要做一個DNA病毒檢測,確認DNA病毒沒有復制、沒有傳染性之后,才可以辦理健康證。”

　　他透露,深圳早已有“大三陽”領取健康證的先例,“不過目前發放的不多,大概只有3—4例,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大三陽”患者不愿意做DNA病毒檢測。”

　　據他介紹,深圳每年參與體檢的人數大概有90萬,其中4.5%是乙肝病毒攜帶者,而其中又大概有2.8萬人能拿到健康證。

　　“心理的壓力和顧慮還有很多”

　　向法院遞交了訴狀后,黃錚一直處在矛盾中,“走到狀告衛生部門這一步實在是沒有辦法”。

　　在矛盾中等待法院通知的同時,昨天上午,黃錚接到了汪武新的電話,要他下午去市疾控中心一趟,但沒有告訴他去做什么。下午2時,趕在上班前,黃錚到了市疾控中心,汪武新和一名副主任謝遠輝接待了他,并立即發給他一張健康證。

　　“乙肝病毒攜帶者可以領健康證了?”從汪武新手中接過健康證后,黃錚迫不及待地向工作人員詢問。

　　“這項政策已經實施,深圳乙肝病毒攜帶者可以領取健康證了。”謝遠輝如實告訴黃錚。

　　得知衛生部門明確的答復后,黃錚才松了口氣,“一個多月的抗爭終于有了結果”。

　　汪新武告訴記者,經過最近一段時間深圳衛生部門和相關專家的討論,決定修改正在執行的從業人員健康體檢標準,“在國家衛生部關于體檢指標的正式文件出臺前,深圳先暫時取消在所有檢查指標中的乙肝指標,至于甲型病毒性肝炎和戊型病毒性肝炎是否納入體檢指標,還要等待衛生部的正式文件。”

　　深圳是否會跟上海一樣,把食品餐飲行業健康證與公共場所健康證分開,實行兩種健康證?汪新武稱“深圳仍實行一種健康證,采取簡單化管理。”

　　“昨天就有10多個‘大三陽’拿到了健康證,下周,全市32頒發健康證的衛生行政單位都會統一執行。”汪新武透露。

　　在黃錚領到健康證不久,他也接到了羅湖區法院的電話,告訴他法院已經受理了他的案子。

　　但黃錚并沒有立即撤銷起訴,“現在還不能完全確定所有乙肝病毒攜帶者都能拿到健康證。”是起訴,還是撤訴,“周五才能決定。”

　　拿到第一張食品行業健康證的黃錚并沒有高興起來,他神色凝重,緊皺著眉頭。

　　“心理的壓力和顧慮還有很多。”黃錚告訴記者,“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乙肝病毒攜帶者,這對我以后找工作可能有很大影響。”

　　福田區一家酒樓的負責人劉先生告訴記者,乙肝一直是其酒樓員工健康檢查中必須檢查的項目,“我們的員工每年都接受健康檢查,都有健康證,如果店里有員工被查出有乙肝的話,我們一定會辭退,這是為顧客的健康著想。”

　　對于目前依然存在的乙肝歧視,黃錚期望“政府再出臺更完善的政策,規定在沒有法律的允許下,如果不是被檢者主動要求,用人單位不能檢測乙肝,以保護我們的隱私”。

　　“很多人都認為乙肝在日常交往中也會傳染,其實乙肝只會通過血液、母嬰和性接觸三種途徑傳播。”黃錚說,“我覺得政府應該多進行公益廣告、科普知識的宣傳活動,讓市民充分了解乙肝,減少對乙肝病毒攜帶者的偏見。”

　　記者手記

　　“摘帽”比“解禁”更漫長

　　新政策的實施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

　　為了那張小小的健康證,黃錚經過一個多月的“抗爭”,終于拿到了它,也如愿打開了深圳健康體檢指標的“口子”:乙肝不再納入從業人員健康體檢指標,不管是“小三陽”還是“大三陽”,都真正從政策法規的限制中“解禁”了。

　　拿到健康證后的黃錚并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高興和輕松,因為在別人的眼里,他還是一個“乙肝病毒攜帶者”,還戴著“傳染病”的“帽子”。

　　在采訪中,盡管不少市民對乙肝病毒攜帶者并不如以前那么畏懼,但大多數人仍表明了自己的擔憂。社會對乙肝病毒攜帶者的錯誤認知依然根深蒂固。

　　或許法律和規范能維護權益,保護隱私,但不能改變認知,要改變大家對“乙肝病毒攜帶者”長期存在的所謂“認知”,摘掉他們頭上那頂“帽子”,并不是在一個月、一年里所能做到的,這更需要多方、長時間的努力。(記者　向雨航 實習生 林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