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本刊記者/唐磊 文/劉剛(發自南平)

　　“你去問問衛生局，這三四年，南平所有醫院，總共賠了家屬有好幾千萬。”南平一位醫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南平“6·21事件”還未結束，6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第一醫院一名新生兒死亡，20余人追打醫生，被打掉門牙的醫生從5樓跳出，多處軟組織挫傷。堵醫院、拉橫幅，死者家屬到醫院鬧事的手段和南平多年盛行的方式如出一轍。

　　這種鬧醫院的示范方式，已在五六年內遍及南平地區，難以整治。

　　要鬧，不要鑒定

　　醫院大廳擺滿花圈、掛著白色條幅，家屬在醫院燒紙錢。這是南平市市民、尤其是在醫院工作的人常見的一幕。這種情形出現，肯定是醫院又死人了，家屬又在鬧了。

　　《中國新聞周刊》得到的2009年南平市衛生局發布的《南平市近年醫療糾紛情況調研報告》(以下簡稱《糾紛報告》)中提到，在較大醫療糾紛群體事件處理過程中，醫患雙方互相理解、心平氣和、冷靜處理的很少，患方大多采取以嚴重干擾醫院正常工作秩序為手段，脅迫醫院滿足自己的無理或過高的要求。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當地還沒有出現過家屬圍攻醫院的先例。那時家屬對醫生很尊重。病人住院，若病情惡化，醫生會及時告知家屬，說科學技術還達不到搶救的條件，家屬往往都會理解。” 南平市人民醫院黨委副書記、辦公室主任王軍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曾擔任該醫院的醫務科科長，“甚至有的病人家屬，趁病人尚存一口氣，也要抬回家，按照當地風俗——死在家里。”

　　1998年的一次醫療糾紛，應該是目前風靡南平市的索賠方式的開端。那年，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在手術時心跳驟停，死在了手術臺上。后查明老人有潛在的心臟病，可能是術前的麻醉等原因誘發。按照常規做法，醫院分管領導會找到死者家屬談話，同時拿出病歷封存，請家屬簽字。但老人的家屬說病歷被醫院改過了。10多個死者家屬，每天到醫院纏著分管副院長，要求解決此事。要求也很簡單，就希望醫院作出賠償，家屬的過激行為最多也就是把醫生或者院長堵在辦公室里。

　　根據當時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發生醫療糾紛后，醫患雙方一般有3條途徑解決，第一是申請醫療鑒定；其次是在責任不明的情況下，雙方友善協商；最后是通過司法程序。“幾乎沒有家屬會選擇做醫療鑒定，”王軍平描述，“家屬一般都是桌子一拍說，‘你們什么都不要講，一句話，給錢就走人’。”

　　“病人維權意識增強，也是那時出現醫療糾紛的很大一個原因。”南平市衛生局副局長蔡鐘沐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在醫療過程中，一旦發生病人或家屬認為其權益受到侵權，即會產生醫療糾紛。”

　　在病人和家屬自己認定為“醫療事故”后，就會提出各種要求，如要求取消治療期間所有治療費用或給予適當的安葬費用，甚至糾集人員糾纏醫院，采取“三不”——即不作醫療鑒定、不走司法程序、不進行調解，要求醫院高額賠償。

　　1998年的那起糾紛，家屬索賠50萬元，最終醫院給了家屬3萬元。

　　南平醫療環境變遷的第二個節點是2006年春節，“從那一次死者家屬大鬧南平市人民醫院后，南平醫界就再沒有安寧過。”南平第一家大型民營醫院仁愛醫院的董事長鄭寶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2006年春節前后的一個深夜，一個年輕人打架受傷，被送到人民醫院搶救。入院時，病人大量失血，血壓脈搏都已經測不到。因涉及刑事案，警察和法醫都來了。晚上11時，傷者因失血過多搶救無效死亡，法醫很快給出了鑒定結果：死者系斗毆時被對方踢到心臟，心臟破裂而死。

　　盡管如此，家屬仍開始了曾轟動一時的“鬧”法。次日天亮，趕來的死者家屬，兵分多路，實施行動。一路人堵住了醫院大門，在門診大樓一樓設靈堂，擺起花圈；一路人手持工具，將醫院喬遷新址時的大花瓶砸碎；另一路印了很多宣傳單和小冊子，印著“人民醫院草菅人命”“搶救失誤，年輕人被醫死”的內容，在醫院門口見人就發，同時，不讓病人進醫院就診。這樣的日子持續了3～5天。盡管報警，但趕到現場的警察，只是維持現場秩序，并沒有對家屬采取強制措施。

　　“按當地農村習俗，把靈堂撤了，就相當于是挖別人祖墳，是對死者的不尊敬，沒有人會干這種事情。”人民醫院黨委副書記、辦公室主任王軍平回憶說，“警察不對設靈堂的家屬采取強制措施，醫院也能理解。但是最后政府出面調解，醫院有理沒理，都要賠錢給死者家屬，就會讓社會誤解‘醫院一定有錯’。”

　　最終醫院賠付死者家屬1.8萬元。盡管在院方的要求下，死者家屬在《閩北日報》刊登了一封“道歉信”，但每天幾十號人大鬧醫院的場景，經過口口相傳，很快就傳遍了5元摩的費就能跑遍市區的南平，家喻戶曉。

　　那以后，在南平出現了這樣的慣例：死者家屬只要鬧，就有錢，不管鑒定結果如何。“即使醫療鑒定判醫院沒有責任，醫院還是會本著人道主義原則，象征性賠兩三萬元錢給家屬。”南平的一位醫生說。

　　醫鬧在升級

　　“醫鬧事件，去年我院碰到十起，今年楊俊斌是第三起。”南平市第一醫院黨委書記陶山福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醫院難免要死人，我們的做法是‘鬧’可以，只要沒有太過分，我們都是跟他們洽談。我們希望比較平穩地處理醫療糾紛。”

　　王軍平則認為，醫院主動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花錢買平安、滿足患者一些無理要求，甚至是敲詐的違法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醫療糾紛數量增加。

　　《糾紛報告》統計，從2002年到2006年10月，南平市由醫療糾紛引發的嚴重擾亂醫療秩序事件共156起，其中圍堵醫院事件有133起，受傷醫務人員55人，醫院財務損失共計125.2萬余元。而且為避免糾紛沖突的擴大，這些損失最終均由醫院承擔。

　　但從2006年到2008年，南平全市醫療機構共發生醫療糾紛554起，總賠付金額高達1171.37萬元。其中2006年165起，2007年203起，2008年186起，呈顯著的增長趨勢。

　　作為仁愛醫院董事長，鄭寶萍第一次碰到解決不了的糾紛是在去年。

　　2008年的8月29日凌晨，護士巡視病房時發現一位28日出生的患兒有危急情況，即刻轉市第一醫院治療，后搶救無效死亡。第一醫院小兒科初步診斷“先天性心臟病”，同時要求做尸體解剖，遭家屬拒絕。

　　29日下午3時，數名家屬代表在醫院6樓會議室與鄭寶萍交涉，要求賠償30萬元人民幣。雙方意見分歧較大未達成結果，醫鬧升級。警察趕至現場，也只是“維持秩序”。從下午5時到晚上9時，鼻骨被打至多處骨折的鄭寶萍被死者家屬圍堵在一樓一間診室內，強迫抱著死嬰4個多小時。

　　接連三天，死嬰家屬在仁愛醫院設靈堂，醫院無法正常營業。地方政府參與調解，醫院同意預先支付4萬元人民幣，然后通過法律渠道解決這起醫患糾紛，患方拒不接受。“市里一直壓著，說一定要賠。”鄭寶萍說。最終醫院賠償8.8萬元了結此事。醫患雙方簽訂協議時，家屬竟然加上一句“互不追究責任”的條款。鄭寶萍的鼻骨被打斷，法醫鑒定為輕傷，已構成刑事案，打人者至今沒有受到處理。

　　《糾紛報告》指出，南平部分醫療糾紛疑有職業醫鬧參與。在各地醫療糾紛引發的群體事件中，有部分呈有組織、有策劃、分工明確，有非患者直系親屬、社會閑散人員參與。雖懷疑有職業醫鬧參與，但無明確證據。比較明確有職業醫鬧參與的是2007年7月，武夷山市婦幼保健院一孕婦由于羊水栓塞胎死腹中，糾集數十人圍堵婦幼保健院，設靈堂、擺花圈，使婦幼保健院停診7天，如此長時間停診，舉國罕見。

　　地方政府的苦衷

　　包括“6·21事件”在內，很多醫療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公安機關執法都缺乏力度。公安人員到場后，往往只能是維護秩序，對明確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行為未能及時依法處理，一定程度助長了“醫鬧”的氣焰。

　　在“6·21醫患糾紛”中，醫生和患者家屬都向《中國新聞周刊》抱怨現場警察不作為。南平市委常委、公安局長徐呈虎接報后，要求公安部門既要迅速出警，制止違法行為，盡快平息事態；又要堅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強制措施，防止因舉措失當、應對不妥而導致矛盾激化、事態擴大。

　　一位參加任務的警察說，我們站著不動，等命令，盾牌都貼身放置。

　　“醫患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不同于單一的刑事案件，不簡單是抓不抓人的問題，黨委、政府選擇處置方式時，都是非常慎重的。”南平市延平區公安分局副局長宋建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總的原則，就是絕不允許因為處置不當引發更大的矛盾。將醫患間的糾紛，轉變為患者家屬和公安機關甚至政府的矛盾。”

　　《福建省公安機關維護醫療秩序工作規范》第五條規定：“對醫患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堅持‘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結、可順不可激’的處置工作原則，慎重采取強制措施，防止事態擴大。”

　　在類似的糾紛中，警察時常無從下手，也不愿出手。按當地警察的話說，出了問題誰負責？

　　——2005年，一名警察到南平市王臺鎮處理糾紛，被村民捆在樹上，全身澆遍大糞。最終此事不了了之，該警察憤然辭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