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精神病院的“精神”障礙

　　在福建某地級市的精神疾病專科醫院，擁有近30年治療經驗的陳女士和同事們面對著這種“高深莫測”的疾病，還不得不處理更為高深莫測的“部門關系”

　　本刊記者 / 陳曉舒

　　司機在僅一車道寬的巷子里迂來回轉，終于找到這所市立醫院，白底黑字的牌匾低調地寫著“精神疾病專科醫院”。

　　在這個二線城市，普通醫院立于鬧市之中，門臉大得不經意就能望見。但“精神病醫院”這個在市民玩笑時提及率頗高的醫院，卻潛伏于深巷內，即便久居這個城市的人，也很難說出它的具體位置。

　　但近兩年來，這所醫院320個床位卻一直滿員，病人出一個才能進一個。在封閉病房，甚至緊張到兩三個病人合睡一張。

　　“床位，床位，床位……”陳女士把它掛在嘴邊嘮叨。這個47歲的女士在這個醫院工作了近30年，從醫生到院負責人，眼看著醫院從20世紀80年代130個床位，病人稀稀落落，到現在的320個床位，病人擠也擠不進去。

　　《2007年中國衛生年鑒》的統計中，2006年醫療機構門診服務情況中，精神病醫院共568個機構，診療人次為1280萬人次，健康檢查人數為超過54萬人次——比結核病和婦產科檢查的人還多。

　　“人多利大”，這本該是憋在肚子里高興的一件事，陳女士卻每天糾結，“病床上的人哪來的，有沒有家屬，付不付款。”

　　這是這所衛生系統主管下的精神病院要擔憂的問題。

　　鑒定“正常人”

　　嚴格地說，衛生系統下的精神病院只接收監護人帶來的病人。在沒有明確法律規范的情況下，精神病醫院默認送治的家屬為監護人。

　　這讓陳女士想起她接手的一個病例。十幾年前，有個中年男人領著一群壯漢，把一個女人五花大綁，送到精神病院。

　　這個女人一米七幾的個頭，粗胳膊寬肩膀，一路反抗。到了醫院門診更是大吼大叫，折騰得不行。

　　中年男人稱，瘋了的女人是他妻子。在精神醫院門診的精神病人往往神志不清，病史一般是由家屬代述。根據男人的敘述，再加上女人在醫院里大聲吼叫，陳女士基本確定這個女人為重癥精神病患者，需要住院觀察治療。

　　為了讓女人安靜下來，護士給她打了鎮定的藥。陳女士交代護士：“這個病人醒來先別再用藥，我再來看看。”

　　按照一般程序，精神病人送到醫院，監護人代述病史后，主治醫生還得找時間和患者交流，進一步確定病情。

　　精神病的診斷沒有任何儀器，精神科醫生能掌握的“工具”是：一整套學來的理論知識，一張用來交流的嘴，一雙用來觀察的眼睛。最終下結論的是，大腦的分析判斷。

　　經過一天的昏睡，女人睜開眼第一句話告訴陳女士：“我真的沒有病。”開始極力解釋，有問題的是她丈夫。這些類似的說辭，陳女士早從各種精神病患者的辯解中聽過。

　　陳女士只能說：“有沒有病都沒有關系。如果你休息好了，我們可以聊聊。”女人顯得比送進醫院的時候理智多了，并沒有大聲吵鬧。陳女士開始和她聊起來，一開始擔心病人緊張，陳女士并不切入主題，反而問她：“家在哪？幾歲了？”

　　慢慢聊開，陳女士發現病人確實很理智，她開始猶豫起來，門診的時候女人表現得異常沖動，再加上她丈夫的代述，應該是個病人沒錯。

　　那一年，陳女士已經做了10年的主治醫生，在這個以實踐為主的醫學領域，陳女士是相信自己對病人的第一判斷的。

　　女人給陳女士提供了一個驗證自己沒有瘋的辦法，她說自己在國外留學的兒子曾經和這個醫院的一個護士談過戀愛，可以去問問那個小護士。

　　“有這么巧合的事情？”陳女士將信將疑的去找了女人所說的小護士，私底下詢問，確實曾經拍拖過，小護士也見過這個女人，“以前都挺正常的，人非常好。”

　　陳女士開始懷疑自己的水平了：“是她的病情時好時壞，還是我真的判斷錯了。”不得已，陳女士申請了上級專家會診，讓其他專家來幫忙判斷。

　　會診的結果是：正常人。

　　專家也犯嘀咕起來，這個女人是家屬親自送過來的，自己的家人怎么會把沒病的人硬塞到精神病院？專家建議陳女士，要不再打聽一下家屬的情況。

　　陳女士查了中年男人之前的門診登記信息，上面留有姓名，工作單位，聯系方式，身份證號。對醫院來說，查詢家屬信息是個大費周章的事情。甚至于根本沒有途徑去核對送治人與治療人之間是否有監護關系。

　　巧的是，中年男人的工作單位里有陳女士認識的朋友。打聽的結果和住院的女人說得一模一樣，女人沒有精神病，有問題的是她的丈夫。

　　這回，陳女士直接打電話給中年男人，開門見山的說：“我們會診過，你老婆沒病，你趕緊過來接回去。”男人起初強硬，說妻子瘋得厲害，把癥狀又描述了一遍，還反問醫院到底有沒有水平。陳女士說：“如果你不接回去，那我只能報警了。”

　　男人立馬軟了下來，答應過來接人。

　　這場鬧劇的真相是：這個中年男人有了外遇，夫妻吵架，他把妻子綁來了精神病院，想利用醫院擺脫妻子。

　　“醫院不得拒絕救治”

　　也有讓陳女士摸不透的送治。

　　2009年春節前后，陳女士值夜班時。110警察接到一個報警，說自家的兒子瘋了，讓110警察協助送到精神病醫院。

　　警車把父子兩人送到精神病院。陳女士看著警察帶著兩個人進了急診，并排走著，也不推也不拉，都正常人的樣子。就過來問：“誰病了？”

　　110警察說，當爹的報警說兒子精神病。兒子說立馬反駁，指著父親：“他才有病。”父親堅持說：“他有病。”

　　醫生和警察在一旁都傻眼了。醫生問警察，到底是誰病了？警察說，你們不是醫生嗎，怎么問我們了。醫生說，人還不是你們送來的？你們說有病的嗎？警察說，送來你們就檢查一下，一人檢查10分鐘，看誰有病。

　　醫生說，查不出來，10分鐘是查不出精神病的，哪送來的送回哪去吧。

　　一行人又并排離去，110警察開著警車把父子兩人送回家去。直到最后，大家都沒搞明白，到底誰病了。

　　這家市立精神病院自己的原則是：不出車，不出人，有病家屬自己送過來。這也是醫院明哲保身的一種方式。

　　2006年，這個城市的民政局、公安局、財政局、原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建設局、衛生局幾大部門聯合制定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討人員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實施意見》。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形象。在這之前，已有許多城市有類似的聯動規定。

　　意見稱，“110”指揮中心作為總協調，“120”急救中心要在第一時間到達現場，視病情直接送達醫療救治定點醫院救治，定點醫院不得拒絕救治。

　　從這以后，110警察開始和精神病醫院聯系頻繁起來，隔三差五送來“三無”“肇事”精神病人。盡管有一部分病人精神科醫生并沒有辦法在一二十分鐘之內認定是否有精神疾病。但是根據市政府的聯動規定——“醫院不得拒絕救治”。

　　這類“三無”精神病人，正常情況下應該送往民政系統下的精神病院。中國的精神病院分為三類，民政下屬的精神病院收留那些流浪街頭的三無病人，衛生下屬精神病院負責正常醫療和精神衛生服務，精神衛生預防，公安系統下屬的安康醫院則收留強制醫療的病人。

　　但在絕大多數的二三線城市，同時擁有這三類精神病院并不現實。陳女士所在的這個城市，只有衛生系統下的這所精神病院。還有的地級市，甚至沒有自己的精神病醫院。

　　“說是分門別類，在條件不允許的情況下，也只能一鍋端了。”陳女士說。

　　“一鍋端”卻讓陳女士很為難，比如，“110聯動”會送來許多智障的人。“盡管智障也屬于精神病學的范疇，但是他們是‘毫無治療價值’的，再怎么治療也不能提高智商，只能是占用床位和醫療資源。”陳女士說。

　　而“三無”人員帶來的最大問題是，讓醫院的床位一個個都占滿了。這些病人沒有家屬，病情稍緩解沒有人會領回家。

　　精神疾病又是容易復發的病，這所醫院曾經把病情穩定的“三無”人員放出醫院，結果病人再度復發鬧事，有人報案到公安局，公安局負責人說，110警察不是送到精神病醫院了嗎？醫院怎么可以隨便把人放走？

　　這么一來，多了許多只進不出的精神病人。

　　財政困境

　　聯動實施意見規定：“屬于救助對象的，由定點醫院負責提供治療費用清單，經市救助管理站初審，送市衛生局、財政局審核確認后，市救助管理站根據審核結果與定點醫院結算，市財政局定期給予核銷。”

　　這條規定并沒有具體的細則，可愁壞了醫院的財務，一天一趟往財政局跑，拉出“三無”精神病人開支單，向財政要10萬元，但批下來的總會打個折扣。

　　2008年，是這所醫院得到的財政撥款最多的一年，包括床位補貼、各種儀器補助、轉項資金、110聯動送治病人補貼等等，撥款總額是528.5萬元，床位補貼占了撥款的50%。相比之下，這一年要發給醫護人員的工資總額超過了600萬元。

　　這個工資總數還是建立在精簡人員的基礎上，人事局給這家精神病院的醫務人員編制是400人，但一方面醫院沒錢請得起這么多人員，另一方面，精神病醫院也留不住人，一直以來，醫院的醫務人員只有人事局編制的一半。

　　這導致醫院人手的嚴重不足，在第五病區，18個護士要負責照看87個精神病人，病人的人數卻還在不斷增加。

　　盡管精神病醫院已經如此入不敷出，但醫院有財政差額撥款，政府有“三無”聯動機制。還是有許多人鉆起醫院的空子。

　　陳女士碰到過這么一個病人家庭。病人的母親是國家一級演員，每個月拿著三四千元的退休金，家庭條件也算不錯。這個病人過去還在比利時留學過，學歷很高，會英語、德語、法語。不幸的是，在國外就有了精神問題。

　　回國后，家屬曾經帶病人到陳女士的醫院住院治療過。每每經過一段時間治療康復后，家屬就把他從醫院領回家。但他的病情總是時好時壞，要不斷住院治療。后來，病人病情再復發時，家屬就把他推到大街上，打電話給110指揮中心，110出警把這個病人送到了精神病醫院。

　　安排住院之后，醫生認出他不是“三無”精神病人，是有家屬的。打電話給病人家屬，結果家屬抵賴說，沒這么一個人。

　　被護士們逼急了，家屬干脆很長一段時間不過來探視病人。漸漸的，醫院也不愿再提費用的事情，等到病人好差不多了，家屬就來辦理出院手續把他領回家。

　　“能出院我們就很高興了，這時候逼家屬交錢，他們再丟下病人不接回去，我們不還得自己兜著。”陳女士說。所以，當這個病人出院時，醫護人員也不敢提繳費的事情。

　　精神病院的關系網

　　各種不靠譜的事情經常上演。當世界醫學界還在精神疾病的門口徘徊時，陳女士和她的同事們每天面對“高深莫測”的精神疾病，還不得不處理更高深莫測的“部門關系”。

　　在1975年之前，這所醫院是隸屬民政局一家的療養院，1975年的時候被移交給衛生機構，在原來療養院的機構上，辦成了一家精神病醫院。

　　1998年，醫院得到的床位批制是370個床位，其中有50個床位希望醫院做脫癮治療，可以配合公安部門做些戒毒工作。那時候的醫院想法很單純，覺得戒毒工作是公安部門的分內事，不愿意包攬過來，而醫院也沒那么多地方擺下這50個床位。

　　最終，床位的批制縮小到320張。

　　2008年，醫院申請上全省三家有司法鑒定資格的醫院之一，陳女士和同事們多了一項工作：勸退裝瘋賣傻的人。

　　往年，在醫院進行的精神司法鑒定每年不過幾十件，近些年隨著人們的關注，精神司法鑒定每年達到近百件。許多犯罪嫌疑人為了逃避法律責任，沒有精神問題也愿意做精神檢查，陳女士遇見這類人，總勸說：“我做了快三十年精神科醫生，你讓我裝瘋一下我都裝不像，你們更別費勁了。”

　　真的被檢驗出有精神問題的犯罪嫌疑人，這家精神病醫院也不會從警察手中接收治療，這個城市沒有安康醫院，警察只能交給家屬領回家監護，但往往領回去就沒了消息。

　　社會關系廣了，精神病醫院的業務范圍也越做越大。有部門領導會打電話給醫院負責人，說，你們能不能治幾個精神病，天天在信訪辦鬧。

　　陳女士讓手下的醫生先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病。結果問了幾個辦公室，沒人愿意攬這個活，都推托說手頭有病人。好不容易有醫生礙于領導面子愿意去看看，去了大半天，回來之后告訴陳女士，去信訪聽了一下午，也沒聽出什么來，“不知道誰有病”。

　　醫生抱怨說，這種活以后我不去了，我們院也不用讓人去了。

　　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不多久，醫院遇到了醫患糾紛，家屬告到信訪局，信訪局的負責人找醫院領導談話，說，前些天有個人掉進路邊的地下井里，公共事業局因為沒蓋好井蓋都賠了8萬元，你們才6萬，就給了吧。

　　陳女士只能應承下來。各種關系還是復雜著。陳女士開始躲起上級單位的各部門聯動會，能推脫不參加的就推脫掉。

　　而近來媒體大量報道精神病院事件也使得醫院主管的壓力很大，衛生局領導在大會小會中三番五次地說：“要維護好醫患關系，”“多關注社會動向。”

　　陳女士和同事們開始關注起各類社會新聞：山東把上訪者送到精神病院，廣州的鄒宜均案，萊蕪精神病院打死人，茶余飯后，這些新聞成為醫務人員的交流信息。

　　護士長在護士們的工作報告上也咬文嚼字批閱起來：對病人不要提“給”字，“讓病人”應該改為“詢問病人”，病人有選擇電視頻道的權利……

　　公開場合，他們也會抱怨：“精神病醫生太沒有成就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