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華手頭有一份特別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名單”。

　　這份名單保存在一臺筆記本電腦里，是個61K大小的表格文件。名單上的人死因各異：有火災窒息，有腦梗塞突發，也有車禍造成的腦外傷。其中年齡最小的是一位來自深圳的4歲女孩，另一位64歲的廣東番禺的老母親則是最年長者。從內蒙古的通遼到海南島的海口，這些人差不多來自中國的各個省區。

　　從2003年11月6日起，陳忠華開始整理這份名單。排在首位的是一個名叫田近的9歲男孩，因車禍遇難后，經家長同意無償捐獻了兩個腎臟，成為我國首例國際標準化(自愿、無償且公開、公平分配)的器官捐獻。今年11月14日凌晨，來自湖北麻城的木工柏洋去世后捐出了3個器官。至此，這份名單已達到了100例的整數。

　　陳忠華，這位中國教育部、衛生部器官移植重點實驗室主任，深圳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主任，多年來一直為建立中國公民去世后的器官捐獻網絡而奔波。“100例”，他禁不住感嘆了一下：“這只不過是剛剛開始，困難還在后頭！”

　　1∶150

　　事實上，陳忠華最初并沒有打算立即開列這份“器官捐獻名單”。這位英國劍橋大學的臨床醫學博士，在2000年回國后首先致力于宣傳、推行的是“臨床腦死亡標準”。

　　在這位器官移植研究者看來，腦死亡研究是將來開辟器官捐獻新途徑的基礎。因為從醫學角度來講，腦死亡器官捐獻既不存在任何傷害，器官質量也好；其次是心死亡器官捐獻，也不存在任何傷害，但器官有不同程度的損害；第三才是親屬活體器官捐獻和無親屬關系的活體器官捐獻。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國采用的還是傳統的、千篇一律的“心死亡”標準，致使很多捐獻無法進行。

　　田近家當時就遭遇了這樣的尷尬。這個9歲的武漢男孩兒在車禍72小時后，已經完全沒有自主呼吸，但家長又覺得孩子的身體是熱的，只是“缺少某種力量和溫柔”。

　　為了求證這一點，田家通過114找到了陳忠華。當時，他的身份是武漢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田近的叔叔田虎一回憶：“當時就想得到一個明確的定論，到底還要不要救！”

　　放下電話，陳忠華和數名專家，趕到田近所在的醫院進行了徹底檢查。為了更加準確，他們還把病人帶回同濟做了三次檢查，結果無一例外：孩子已經腦死亡。

　　這時田家從絕望中萌生了一個新的想法。自稱沒有太多文化的田虎一，對哥哥提起了器官捐獻。他們原先的計劃是給孩子舉行一個特別的“樹葬”，但如果捐獻器官的話，“對活著的人更是一種慰藉”。哥哥也同意了，因為他也“希望給孩子留下點什么”。

　　這讓陳忠華喜出望外。供體來源及短缺一直是困惑我國器官移植事業的最大難題。今年10月20日，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等人在《柳葉刀》發表文章稱，截至2006年中國已經進行了11000例器官移植手術，為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國。但供求矛盾依然突出：我國每年大約有150萬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器官移植，這其中包括尿毒癥、肝癌和肺癌等患者，但每年能夠使用的器官數量只有1萬左右，供求比例達到1∶150。

　　另一方面，中國器官移植的供體來源也遭到質疑。2005年7月，黃潔夫在世界肝臟移植大會上首次表示，目前中國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死刑犯。在今年10月31日舉辦的“第四屆全國器官移植學術會議暨2008醫學前沿論壇”開幕式上，他還透露“中國相當大比例的活體移植來自非法買賣”。有人用“各顯神通”來形容過去無序的狀態。一位業內人士透露：“誰的公關能力強，誰獲得的供體就多。”

　　據了解，目前國際上最主要的途徑是遺體器官捐獻。在美國，健康與人類服務部建立了相應的保障系統，主要分為國家器官獲取和移植網絡(OPTN)、器官資源共享網絡(UNOS)和器官獲取組織(OPO)三個機構。其中OPTN負責制定政策和協調管理，UNOS負責等待器官患者的登記和分配，OPO主管尸體器官捐獻。

　　田近的故事給了陳忠華啟發：何不著手在中國建立一個類似的網絡，一方面讓具有公益精神的人群身后有選擇捐獻器官的機會，另一方面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也可以得到救助呢？

　　1∶1000

　　這一切需要從零開始。就拿那份捐獻名單而言，陳忠華有時候剛剛把捐獻候選人姓名和死因錄入，不久因種種原因又不得不將其劃去。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頒發的《人體細胞、組織和器官移植指導原則》，獲得同意是從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的最基本前提。這其中既包括得到符合法律規定的任何同意意見，也包括沒有理由相信死者生前反對這種摘取。

　　但我國的情況要復雜得多。有一次，陳忠華剛趕到醫院就出現了23個家屬。這些親友對于是否同意器官捐獻爭論不休。陳忠華只好說：“你們商量好了再告訴我。不過要快點兒，不然捐獻就來不及了。”但最終還是沒有捐獻成功。

　　就連部分專業人士對器官捐獻也缺乏常識。一些醫生和法醫不愿配合器官捐獻，原因是“腦死亡”沒有立法。陳忠華至今記得幾年前，內蒙古某市的一個刑警法醫，醉醺醺地面對捐獻者，指著陳忠華及醫療隊助手：“等病人心臟停跳后，我才會來驗尸。”

　　一次陳忠華攜醫療隊緊急趕到醫院，發現呼吸機已經被撤下，患者心跳也早就停止了。重癥監護室的醫生滿不在乎地說：“不是說等你們來就行了嗎？”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缺乏器官捐獻基本常識的各種奇奇怪怪的器官捐獻案例，原因是家屬、醫生、媒體都沒有搞清楚器官捐獻的兩大基本前提和條件：死亡事實，知情同意。

　　在陳忠華看來，百例中最為順利的就數木匠柏洋了。這位36歲的年輕人，由于車禍造成腦部受傷。在診斷為腦死亡后，學醫的妹妹首先提出器官捐獻。

　　出乎意料，家人對此沒有太多的爭論。柏洋的妻子認為這是丈夫“活”在人間的另一種方式，而父親更為樸實：“讓孩子安靜地走吧，我理解他。”

　　11月14日凌晨，在湖北省麻城市人民醫院，3名直系親屬共同簽署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申請書和知情同意書》，所捐器官分別送往上海等地，已經有3名危重病人獲得救治。

　　這份文件是陳忠華根據國際慣例，自己擬定的。上面最為醒目的兩行字就是當事人生前同意；當事人生前從未表示過不同意。除了要求親屬填寫各自的姓名、身份證號碼和與本人關系外，還必須按下手印。而背景則是陳忠華所在機構的印章，包括深圳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國家“985工程”二期建設項目科研課題和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分會等。

　　陳忠華創建了“中國器官捐獻網”并向公眾發放一種特別的“器官捐獻卡”。在西方，這種卡片常常隨著駕駛執照，一旦發生車禍身亡，警察只要一劃卡就知道個人捐獻意愿。但這種方法在中國使用的成功率目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目前世界上捐獻器官比例最高的國家是西班牙。這個歐洲國家2005年捐獻和移植器官的人數達到1548人，即每百萬居民中有36名捐獻者。美國的這一數字是百萬分之二十幾。相比之下，中國只有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千分之一還不到。

　　對此，陳忠華不得不說：“別跟人家比了，根本沒有可比性。”

　　100∶440

　　除了要求器官獲取的自愿無償原則，陳忠華還要保證器官的公平分配原則。美國UNOS的做法是在收取了患者每年約1000美元的注冊登記費后，根據病情緊急程度、等候時間先后，和配型結果好壞等十幾個客觀因素進行評分。平均下來，一個患者大約要5~8年，才能等到適合自己的器官。

　　我國一直沒有相關的法律條文。2007年3月31日頒布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中，只是文字上提到了“國家通過建立人體器官移植工作體系，……確定人體器官移植預約者名單，組織協調人體器官的使用”。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落實到實處。

　　2005年，被診斷為肝癌晚期的電影演員傅彪在天津第一中心醫院進行了第二次換肝手術，引起輿論界對器官分配公平性的強烈指責。

　　陳忠華選擇了參照美國的做法。他表示有10個考量指標，其中包括登記時間、病情評估體系、配型、就近原則、在校生、孕婦、兒童優先等等。目前，他已經和39家具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院建立了良好的臨床科研合作關系。

　　不過，這位器官移植專家也承認，自己偶爾也會把公共關系作為考量標準之一，比例占到5%左右。“沒有辦法，我們畢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說。

　　另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部分是為部分器官捐獻者提供援助。上周五，他驅車來到麻城，看望柏洋的家人。這個木工生前每個月1500元的收入，可以說是家庭的唯一經濟來源。他的妻子是一名家庭婦女，還有兩個未成年的女兒。

　　陳忠華表示將通過紅十字會為兩個女孩提供經濟援助。“但只能在人家捐獻之后才這樣做，不然就有誘導對方捐獻之嫌。”他很是嚴肅。

　　事實上，每一例器官捐獻的直接成本從幾萬元到十幾萬元不等，這其中既包括遺體維持費、檢查費、醫療隊派遣費、手術費和器官運輸費等，也包括捐獻者的醫療費和喪葬費。這筆錢絕大部分由紅十字會和接受器官的醫院及患者本人承擔。為了保持中立，陳忠華一般不直接參與死亡判定、器官摘取和器官移植的任何環節，只是作為研究、管理、監督者的身份出現。

　　眼下，他最擔心的是很多人即便愿意捐獻器官，也一時很難找到“組織”。柏洋的妹妹在表示要器官捐獻后，曾找到當地的紅十字會等組織，卻沒人能夠解決。最終，還是一個堂哥的同學偶爾聽說過陳忠華的故事，打電話到同濟醫院才促成此事。

　　在麻城市人民醫院，幾個腦外科的醫生也圍著陳忠華問個不停。一個擁有數十年工作經驗的主任醫生表示，自己幾乎從未遇到過病人有過這種特殊要求。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去年有人在病危時表示希望捐獻遺體，他為此聯系了紅十字會和武漢市數家醫院都沒有結果。

　　“那以后就找我們了！”陳忠華說。

　　他禁不住又打開了自己的那份名單，指著其中一個名字說：“他一個人救活了7個人。”原來，這個廣東小伙子在去世后捐獻了8個器官，分別是兩葉肺、兩個腎臟和兩片角膜以及心臟和肝臟。

　　“100例捐獻背后是440多人得救，其意義完全可以和汶川地震時的國家救援隊相比。”54歲的陳忠華笑著比喻道，“所不同的是，我們是在幾乎默默無聞的情形下，通過幾年的持續努力，慢慢做出來的。”（記者 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