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關系變了，醫學模式變了，醫學教育不能不變

　　“醫患關系日趨緊張，正在給醫學教育帶來困難。”

　　10月19日，在天津醫科大學舉辦的第11屆海峽兩岸暨香港地區醫學教育研討會上，西安交通大學醫學中心副主任馬兆明的話引來與會來賓的一片贊同。

　　研討會聚集了56位大學校長在內的近200名醫學教育專家。會上，醫患關系引起的教改反思不絕于耳。

　　馬兆明指出，醫患雙方的互不信任，使得患者拒絕擔任為教學服務的角色，各醫院也要最大限度減少醫患糾紛，致使實習學生失去了直接接觸患者的機會，成為臨床醫學教育的新難點。

　　在教學醫院中，重醫療輕教學的現象較為普遍。由于國家投入嚴重不足，醫院為了自身發展，引入經濟責任制，醫療與醫生的經濟利益直接掛鉤，這使部分臨床指導教師的工作重心轉向醫療。高校附屬醫院的教學意識也十分淡薄。

　　這些因素導致醫學人才培養質量的下降。全國高等臨床醫學教育研究會秘書長謝宗豹說，上海三所教育部直屬重點高校臨床醫學專業畢業生，參加國家執業醫師考試的合格率正在下降，2005年為86.27%， 2006年則是78.28%。

　　中國高等醫學教育學會會長王德炳指出，醫學已不是單一的生物醫學，而是人文、社科、生物醫學的綜合學科。天津醫科大學校長郝希山院士也認為，現代醫學正處在一個由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變的時期，醫生要更多關注人的社會因素，除了不斷更新專業知識，還要涉獵人文社科知識。醫學教育的目標和方式如何適應新的醫學模式，是一個值得不斷追問的問題。

　　郝希山說，傳統的醫學教育方式是為生物醫學模式服務的，這一模式從根本上漠視病人作為人的尊嚴，僅僅把病人視為有病生物體，背離了醫學的人文本質。這一模式之下，醫學教育只重視醫學生的專業技能的培養，忽略了醫學生應具有的奉獻和仁愛精神的養成，最終影響了醫患關系的和諧。

　　很多醫療糾紛不是治療水平引起，而是溝通能力差引起的

　　臺灣陽明大學教授張心湜認為，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的醫學教育觀至今適用——信奉“自然痊愈”的力量，主張醫師和病人的關系應基于人道，醫師應以友善而平易的態度對待所有病人，醫師只是在協助病人走上自然痊愈的道路。

　　馬兆明教授提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當前醫學生主要是獨生子女，他們的自我感覺都非常良好，從小在優越環境中長大，缺乏溝通和協調能力。

　　一些醫學院校已經做出應對。天津醫科大學黨委副書記侯潔介紹說，該校正在籌備開設一門“醫患溝通”選修課，專門加強對學生溝通技能的培訓。

　　“我們發現很多醫療糾紛不是治療水平引起，而是溝通能力差引起的。”汕頭大學醫學院教授楊棉華說，該校的“溝通技能”課，采用多種靈活教學方法，通過案例分析、醫生角色扮演、標準化病人角色扮演，幫助學生掌握日常以及醫療實踐中的人際交流與溝通能力。

　　據臺灣陽明大學外科學科主任陳維熊介紹，臺灣的醫學院校評價委員會已把“醫學人文”列為重要的評價指標。陽明大學醫學系開設了“醫學人文導論”和“醫學人文領域”兩門必修課，此外還陸續開出“臨床溝通技巧”、“醫療經濟學”、“醫療與社會”等課程。經過一年多的實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的自省能力增強了，能夠更好地處理復雜的醫病關系，真正關心病“人”而非只是關心疾病。

　　更多專家在本屆研討會上重新撿起了“仁心仁術”、“大醫精誠”等詞匯，為醫德教育鼓與呼。郝希山校長強調，與醫術相比，醫德是第一位的，是醫術的統帥和靈魂。

　　“醫學教育是職業教育，醫學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其服務的對象是人，較其他專業而言，加強職業道德尤為重要。”馬兆明說。

　　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協和醫科大學校長劉德培院士說，雖然不同醫學院校的定位不一樣，但通識教育和人文素質培養，是共性。醫德高尚、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奉獻精神，是所有醫學生應有的素質。“協和一些老專家跟我講，醫學生從一般的高中生入學，經過高校期間學習，畢業后專科醫師培養，后來成長為名醫，有三個階段——知識本位、能力本位、人格本位。”

　　“我們很有體會，”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黨委副書記鄧紹林說，“醫學生能不能成名、成家、成醫，真正要改變的是他們對病人的態度，對職業的態度。許多知名專家的成長經驗，首要一點是品德要好。”

　　劉德培院士深有感觸地談道：“我們的老專家們說，協和的學生不是教出來的，而是熏出來的。”

　　從“無語良師”到“生命意義展室”：教會學生尊重和敬畏每個生命

　　在歷時兩天的論壇上，唯一一場得到兩次掌聲的主題演講，來自臺灣花蓮慈濟大學。該校模擬醫學中心主任曾國藩教授介紹了“以人文為基礎的解剖學暨臨床教學”。

　　慈濟大學稱遺體為“無語良師”，又稱“大體老師”，這是對遺體捐贈者的敬稱。解剖課上，學生們要將他們視為“人”而非物。曾國藩教授說，“視病如親”的同情心是良醫的必要條件，這需要仰賴醫學人文的熏陶與典范的誘導。

　　接受遺體捐贈后，學生要去拜訪家屬，了解這位“老師”的生平。“有了解才有尊重”，曾國藩說。

　　每一堂解剖課，都伴隨著簡潔而肅穆的儀式。手術臺旁有一個屏幕，播放著“大體老師”生前的音容笑貌。音樂聲中，實習醫生們集體行鞠躬禮，立誓“盡我所能，用心拯救生命”。模擬手術室里，所有的儀器都是全新的，“不是因為我們有錢，而是出于對‘大體老師’的尊重，認為他們是真正的病人”。

　　解剖課后是入殮儀式，未來的醫生們提前去火葬場幫助清潔，接著邀請家屬一同將“大體老師”放入棺木送去火化。隨后，在學校專門設立的追思堂里，舉行一個動情的感恩儀式。

　　“讓學生了解生，也懂得死。”曾國藩解釋說，慈濟大學期望借由解剖與人文的結合，來強調感恩、尊重、愛的人生哲學，培養兼具關懷、同情心和專業能力的醫師。

　　中山大學副校長黎孟楓認為，這是一種在全世界都很獨特的教育方式。

　　此次研討會上，天津醫科大學的“生命意義展室”，也引起了同行的興趣。世界醫學法學會主席卡米曾在參觀后指出：“將醫學教育和人文教育融為一體的想法是偉大的，值得全世界所有醫學院效仿。”

　　在一間陳設簡單、素樸無華的展室里，陳列著天津醫科大學創始校長朱憲彝的心臟。1984年，這位醫學家和醫學教育家，臨終前立下醫囑，將個人存款、房產、圖書以及身軀捐給學校。

　　2002年起，天津醫大設立“生命意義展室”，收藏了朱憲彝先生的部分器官，以及工人、農民、干部、教師等各界遺體捐贈者的遺書或志愿書原件。

　　“新生入學第一課是參觀展室，畢業前的最后一課也在這里。”天津醫科大學校長郝希山院士說，從“生命意義展室”開始，學校希望未來的醫學工作者樹立一種生命觀，尊重和敬畏每個生命。

　　以這樣獨特的方式，創始校長把心臟留在新中國第一所醫科大學的校園，繼續教學生一曲“生命禮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