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信業在完成新一輪重組后，電信資源的平衡發展已初具條件，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移動一家獨大的局面就會被理所當然地打破。

　　市場嚴重不對稱格局的打破，除了處于弱勢地位的運營商應該通過公司內部運營體制的創新，前瞻性地針對國家政策的變動、行政管理體制的調整及國有公司與國有資本管理方式的優化，進行超前準備外，還有賴于監管層面非對稱管制體系的建立和健全。

　　事實上，中國電信業實施新一輪重組后，有效性管制政策和法規的滯后已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重組后電信業生態拆解

　　中國電信業重組和各運營商的全業務經營，使傳統的電信運營形態和演進路徑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對未來通信產業的發展形態，可以大至描述為以下三類，即基于固網的移動寬帶互聯網演進形態、基于移動網的固網寬帶互聯網演進形態，以及基于互聯網的寬帶綜合信息運營演進形態。

　　對于第一種形態而言，其發展的原動力主要來自于重組后的原固網運營商，如中國電信和(原)中國網通。固網運營商在全業務時代試圖以傳統的移動業務形態擺脫落后局面，非但不能縮小已有的差局，而且會重蹈移動運營商曾發生過的失誤，電信產業的結構失衡非但不能緩解，還會進一步加劇。

　　因此，對于擁有全業務經營權的固網運營商而言，全面挖掘固網的帶寬資源，充分利用光纖到戶、到點的優勢，在接入網上有效地利用各種無線接入技術，如WIFI等，使固網無處不在，使固網真正移動起來。

　　對于第二種形態而言，其發展的原動力主要來自于重組后的原移動運營商，主要是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目前，移動語音用戶仍是移動運營商最大的收入來源，占有70%以上的份額，而其利潤則超過90%，移動互聯網的盈利模式仍模糊不清。

　　傳統移動業務內部結構轉型和升級的最大障礙來自于帶寬，不論是3G還是4G，移動帶寬都會遇到極限瓶頸，這是一個移動自身不可逾越的發展障礙，因此，移動運營商在獲得固網牌照后，只有在接入網環節大規模發展FTTC、FTTH、FTTR，借助入戶、入點的光纖傳輸，才可能解決大容量數據傳輸。

　　對于第三種形態而言，其發展的原動力主要來自于互聯網公司。Google是最典型的代表。未來，隨著頻率中立、資源共享的普及，互聯網公司完全有可能且有能力鋪設自己的接入網，換一個角度講，互聯網公司衍生為新的電信運營商的時代已經來臨，Google成為其中的領頭羊已被大多數業界人士所認可。

　　由此可見，不同運營商的產業鏈和價值鏈均會做出相應的調整，國家對產業發展經濟的非對稱管制的著力點也將發生重大變化。為了盡快建立起全新的電信業生態環境，決策層要盡快出臺相應的非對稱管制政策，通過非對稱管制，平衡和協調市場關系，消弱結構失衡，推進公平與有效競爭。

　　國際非對稱管制八字箴言

　　如何解決中國電信業實施新一輪重組后有效性管制政策和法規滯后的迫切問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國際上的做法。

　　全面考察國際電信運營業實施全業務經營后的情況，可以總結以下特征：

　　第一，大多數國家在進行全業務經營后，行業監管機構的權力均有所強化，不僅僅對電信業實施監管，同時對網絡信息、視頻(廣播電視)及通信進行三位一體的統一監管，原隸屬于政府專業部門的監管機構逐步演變為獨立的監管機構。

　　第二，針對實施全業務之前市場結構失衡及少數公司的壟斷行為，各國均采取了非對稱管制政策，雖然各國在管制力度、范圍、時間和手段上有所差異，但管制目標均是以平衡市場關系為主體，以控制壟斷者(市場份額大于50%的運營商)的壟斷行為為核心。

　　第三，全面推進網絡融合，制定相關的法律和管制條例，最大程度地消除電信與廣播電視，電信與互聯網之間的準入瓶頸，以網絡融合、頻率中立、資源共享、公平競爭等提高國家信息化的總體水平。

　　第四，在實施全業務經營后，重點強化傳統電信企業的創新能力，包括建立全新的以寬帶數據業務為重點的新型產業，為電信公司創造以融合業務為重點的發展環境。監管部門以政策、經濟和法律手段約束電信運營商的競爭行為。

　　國外實施全業務后的運營情況，為重組后中國電信企業的發展經濟提供了良好的經驗，這些經驗可以重點歸結為：“控制、融合、創新、公平”八個字。

　　對中移動分級征稅

　　筆者認為，目前，關于重組后非對稱管制的核心內容主要是指兩大方面：其一是盡大可能消除中國移動一家獨大對市場有效競爭的破壞；第二是推動處在弱勢地位的公司正常發展，并盡大可能地為它們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與體制條件。

　　針對弱勢公司(近期特指新中國電信和先中國聯通)的發展，以及打破中國移動一家獨大的非對稱管制措施，大致有以下建議。

　　1.對于不同步市場準入，即延緩中國移動全面進入固網市場，我們認為是一項必須和可行的非對稱管制方案。

　　不同步準入實施的前提應包含以下容。

　　(1)在1-2年內，中國電信、新聯通(含網通)在移動用戶的數量上有明顯的上升，在移動語音業務的收入上有較大的提高。

　　(2)重點解決基于固網的移動互聯網、數據業務、增值服務的發展，解決中國電信、新聯通投資資本不足、技術組織延遲的問題，尤其重要的是，可以保證原固網公司在獲得全業務許可后，可以在發展寬帶、數據業務和增值業務的領域建立新的市場組織能力，并為創新提供基本環境的保障。

　　但是，不同步準入只能是一項過渡性管制政策，實現的前提是弱勢公司具有較好的產業發展經濟方案和發展能力，不能把它理解為是一種“搞平均”的做法，而且不同步準入只能是短期平衡手段，在中國市場體制建設中，不可能長時間實施。

　　2.保持移動網與固定網單向結算，在重組后，可以作為短期平衡收益的手段(2-3年)和短期補償機制。從長遠發展看，單向結算是違反基本市場公平原則的。重組后的發展與競爭首先取決于弱勢公司增量業務、新業務發展的能力，取決于公司的創新能力。因此，弱勢公司繼續申請“移動網與固定網單向結算”應主要限定在傳統的語音業務領域。

　　3.實施移動號碼單向攜帶的管制政策要有一個量化的時間排序。建議中國移動用戶轉入中國聯通的單向攜帶不超過1年，對新中國電信不超過2年。過長時間的單向號碼攜帶客觀上是對基本競爭環境的破壞，這樣的措施已超越了平衡發展和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則。

　　4.實施移動設施共享是改革成本最低、最有效、最可行的管制政策。

　　這是打破市場失衡的有效手段，在移動通信新的進入者生態鏈建設過程中，建議新進入者盡快做出開放式的基于固網的移動業務的平臺設計，并結合3G和下一步語音業務信息化的解決方案，以及優化資源建設、減少重復投資的角度，向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改委申請移動設施共享的訴求。

　　5.控制移動市場份額上限不超過50%，是未來3-5年充分體現宏觀調控和解決結構失衡的現實做法。

　　(1)控制移動市場份額主要是指語音終端客戶的數量，對移動的增值業務不應限制。

　　(2)對移動資費的下調應嚴格控制，根據專家和運營商的推算，重組后，在每分鐘移動業務話音成本上，中國移動比新電信和新聯通平均低1-2倍，這對于新重組的固網公司(新進入者)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因此，國家對移動語音業務的收入可實行一定期限的分級稅收政策，在中國移動用戶規模大于50%市場份額的情況下，稅收可以與語音收入增加比例或用戶增加比例掛鉤，超過其它公司的增長比例，可同等比例增加稅收。比如，中國移動公司移動用戶數每月增加量超過新進入者增加量的倍數，國家可按此倍數增加中國移動新增收入部分的稅收率。這種在稅收上的非對稱管制，應延續到中國移動整體市場份額低于45%-50%后再停止。

　　(3)在中國移動市場份額大于50%的情況下，其資費的變動由管制部門決定，可適時凍結其資費水平(含各種套餐)。

　　(4)對于中國移動違規操作建立的虛擬網業務(即針對普通消費者的短號業務)，因為已成事實，硬性取消會造成市場波動，因此，應以強硬的方式限制其進一步發展，并按其已發展的客戶量(正常資費減去短號資費，按可估算的通話時間)，追繳違規罰金或不正當競爭罰款。如果中國移動繼續保留短號業務，可以按照上述辦法繼續追繳罰款。以此，在已有短號業務的區域，逐步恢復相對公平的市場環境。(史煒 馬叢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