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來，中國在南北兩極開展了多次大規模的科學考察活動，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為國際極地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同時也以實力爭取到“發言權”。人們也許要問：在現階段，中國極地科考是怎樣一幅圖景？帶著種種疑問，《環球》雜志記者專訪了國家海洋局極地考察辦公室主任曲探宙。

　　強化中國在極區的實質性存在

　　《環球》：一直以來，有觀點認為，中國是極地研究的遲到者。

　　曲探宙：我糾正一下，我們不是遲到者，只是后來者。就世界范圍而言，目前只有28個國家是真正參加極地考察的國家，即《南極條約》協商國，因此說我們是遲到者，我個人認為這不準確。

　　中國開展極地考察20多年，已經形成了“一船三站”的考察體系，并有了一支高素質的人才隊伍，積累了在極地艱苦條件下完成考察任務的寶貴經驗，在大氣、海洋、冰川、空間物理、生物等極地科學領域已經有了一定的科學積累，建起了中國極地科學數據共享平臺。

　　到目前為止，中國已成功組織了23次南極科學考察、2次北極科學考察，初步建立了極地科學考察體系。特別是第21次南極科學考察內陸冰蓋考察隊，成功實現了從地面到達南極內陸冰蓋的最高點冰穹A區域，創造了人類極地考察史上的奇跡。

　　20多年來，中國極地考察事業從無到有，由弱到強。可以說，我們的極地研究起步比較晚，但是發展比較快。在發展中國家來講，我們處于領先地位。

　　《環球》：近年來，極地科學研究活動是否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

　　曲探宙：的確如此。一方面，新技術應用廣泛。世界上很多新的技術研究成果和裝備都在極地運用，比如衛星遙感等；另一方面，國際合作在加強。由于極地研究的艱巨性，合作成為國際社會的現實選擇。很多國家已經意識到，只靠本國的有限的極地研究規模，無法揭開極地世界的神秘面紗，因此各國認識到在共同關注的領域要加強科研交流和資料共享。

　　目前，中國極地研究從常規考察向與國家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的氣候環境研究方向推進，從傳統的調查手段向全面運用高新技術手段推進。隨著中國南極考察工作的逐步深入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有關專家還就在南極內陸建立能夠代表國家綜合國力、具有國際水準、有一定規模的第三個南極考察站提出了積極的建議。中國將以強化南北極綜合科學考察為重點，體現中國在極區的實質性存在。

　　立足于跨越

　　《環球》：都說兩極研究只有國際水平而沒有國內水平，您曾經在多個場合強調中國極地考察事業并不立足于追趕，而是立足于跨越。這個“跨越”的具體涵義是什么？

　　曲探宙：跨越，就是不去重復人家做過的事情，我們要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極地有很多領域和區域需要人類去認識，我們應該去填補這些空白和不足。盡管從經濟實力上、投入上、裝備上，我們趕不上西方發達國家，但是我們可以在某些領域做得很好，我們的科學家在力圖取得前人沒有取得的成就。

　　“跨越式”發展不是“超越式”發展，不是說我們做出的成就超過了其他國家，而是我們的研究超越了過去人類對南極的認識程度。任何一個國家再強大，也不可能對兩極全面了解。科學研究需要長時間的積累，而且需要驗證，也需要合作。中國能夠進入極地，并且建站開展研究，本身就在為世界極地研究做長期的積累。

　　從這一點看，中國的極地考察從一開始就只有國際水平，沒有國內水平，因為我們站在世界范疇內了解極地問題，因此取得的成就也不是區域性的，它會與全球有關。

　　《環球》：20多年來，中國極地考察取得的成果令人矚目，但也遭遇了一些國家某些人的懷疑和猜忌。對此，您是什么看法呢？

　　曲探宙：在中國首次南極科學考察隊出發之前，鄧小平同志寫下了“為人類和平利用南極做出貢獻”的題詞，這成為20年來中國開展極地科學考察的根本宗旨和奮斗目標。

　　過了20多年，我們再來理解這句話：第一是為了人類，不是僅僅為了民族；第二為了人類的和平，不是為了爭奪和爭霸；第三是利用南極，不是為了政治，而是為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第四是做貢獻，既有我們受益的地方，也有貢獻給全人類的地方。中國多年來一直按照小平同志的指導去行動，并嚴格遵守《南極條約》的規定。我們對個別國家的某些人做出的猜疑，沒有必要去做解釋，我們會用自己的行動和貢獻去詮釋。

　　長遠發展的戰略性機遇

　　《環球》： 2007～2008年是第四個國際極地年，主要有哪些活動？中國行動計劃的領域和主要課題集中在哪些方面？

　　曲探宙：國際極地年被譽為國際南北極科學考察的“奧林匹克”盛會。第四次國際極地年得到世界各國的認同和積極響應，共有60多個國家、39個國際組織、5萬多名科學家參加和介入，提出了1200多項建議書。其中，有31個國家成立了國際極地年國家委員會，17個國家制訂了國家計劃。

　　由中國科學家提出和領銜的“普里茲灣-艾默里冰架-冰穹A斷面科學考察與研究計劃(PANDA計劃)”成為第四次國際極地年核心研究計劃之一。這是中國開展南北極考察以來，首次由中國科學家牽頭組織的大型國際合作計劃。

　　簡單來說，國際極地年中國行動計劃由PANDA計劃、北冰洋考察計劃、國際極地年宣傳與中國公眾行動計劃、中國參與的其他國際極地年核心計劃組成。

　　第四次國際極地年對中國是一次謀求長遠發展的戰略性機遇，也是維護極地權益的歷史性挑戰。我們也要以國際極地年為契機，大力推進全民極地科普教育，提高保護地球意識和環保意識。極地需要更多人的關注。

　　《環球》：中國向國際極地年計劃委員會提交的7項科學計劃，已被全部接受，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在極地事務中的影響力有了提升？

　　曲探宙：這些還僅僅是計劃，只能說我們在更廣層次和更深領域獲得了發展，而影響力的大小需要看最后的結果，而且影響力有正面的和負面的。

　　事實上，我們更加看重行動的意義：第一，我們從沒有參加到參加了，這是進步；第二，從我們過去需要和別人合作來做，到現在自己牽頭來做，這又是一個進步；第三，過去人們沒有做過的領域，我們去做了，這也是進步。

　　我們不要太關注中國有多大成果，在世界上的排名如何，我們更注重的是和自己相比有進步，和世界相比有獨創性。(謝黎 丁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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