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人們更習慣稱富士康為鴻海。

　　很多人說，那個名字才能代表郭臺銘——“鴻”在天，“海”在地，他曾立志要開一家做天地間生意的公司。

　　郭臺銘沒說大話，世界500強的名號足配得上頂天立地四字，但是我很想知道，在他設定公司愿景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天與地中間的那個字——人。

　　今年以來，深圳廠區已先后有6名員工跳樓求死，年紀最長者不過23歲。

　　1974年“鴻海”誕生的時候，郭臺銘恰好23歲。

　　同樣年輕，卻命運迥異，怎能不讓人唏噓。

　　更讓人唏噓的是警方的調查結果：富士康的6起員工跳樓事件除一起原因待查外，另外5起均為個人或家庭原因所致，死亡的員工屬于“非工傷性死亡”。

　　通俗一點解釋，就是員工跳樓與富士康無關，只不過跳的時候湊巧選了富士康的樓。

　　我對調查結果并無異議，也充分贊賞富士康方面懸賞50萬元追尋“能證明死亡員工非猝死線索”的公開態度，可惜，無人領賞。死者之一馬向前的父親依舊每天盯著“沒有犯罪事實，不予立案”的決定書徒嘆奈何。

　　我對資方態度并無異議，也充分理解富士康媒體辦主任劉坤“深圳廠區40萬人，管理難度很大”的肺腑之言。

　　相對于死因之疑，我更關注生者的現狀。

　　要知道，“想死”與“去死”，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狀態。常言說得好，“連死都不怕，還怕活著”，所以，能“想死”者很多，敢“去死”者很少。逆向推導，在如此密集的時間段內，竟跳樓者頻出，那么，那個想跳而不跳的隱性群體的日益膨脹，恐怕才是富士康務須誠惶誠恐的員工生態問題之癥結所在。

　　仔細閱讀關于“跳樓門”的調查性報道，不難發現富士康大量員工心理狀態堪憂——

　　“富士康的員工其實在內心都有一種不平衡，那就是我們生產的是全世界最好的產品，但是卻拿著差不多最低的待遇。”(《21世紀經濟報道》4月12日)

　　“在富士康的基本工資是每個月900元，還要扣除72元的社保，如果不加班，每個月的工資都不夠花。”(《南方日報》4月14日)

　　“在富士康一不留神就可能斷手，2009年就發生了多次工傷事故”。(《21世紀經濟報道》4月12日)

　　仔細思量，若捂住富士康三字不看，三份感嘆，放在類似的代工企業，抑或更多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幾乎皆可成立。

　　更有反諷意味的是，就在“跳樓門”再三上演之際，富士康科技園南門的“普工”招聘點，卻熱鬧非凡，“數百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站成三條長隊，一條警戒線將更多的求職者攔在了外面；照快相的老板正吆喝著‘20元取相’……”(《21世紀經濟報道》4月12日)要知道，在珠三角出現用工荒的大背景下，這樣的情景堪稱鮮見，而天涯論壇上一位網友的留言直擊了問題的要害——“我不想去富士康，但還能去哪兒？相比之下這已經算很正規的了！”

　　和死相比，還是活著好；和其他代工企業相比，還是富士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