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隨著三聚氰氨奶粉事件的不斷曝光，網上出現了一封信，指稱涉案企業的危機公關策略中包括“與‘百度’搜索引擎媒體合作，拿到新聞話語權”等，一時輿論嘩然。人們對于能否通過百度搜索引擎獲得公正而客觀的信息充滿質疑。

　　“屏蔽門事件”告誡我們,要警惕這樣的威脅：由技術權力的合理追求轉向經濟權力的貪婪追求，繼而轉向社會控制力的越界追求。警惕搜索引擎的霸權擴張。深入一點說，只有我們有意識地去防范搜索引擎對信息權力的濫用，我們才有可能構建一個健康的社會，一個公平、祥和、有秩序、有嚴肅道德底線的網絡社會。如何抵御搜索霸權？試從以下三個角度進行探討。

　　第一，搜索引擎行業必須基于《反壟斷法》強化競爭制衡。在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搜索引擎業的巨頭分別是谷歌和百度，其市場份額均超過50%，這在任何一個行業中都是罕見的現象。在這個“一切以技術為發言權”的特殊的IT行業里，技術的壟斷就是保持其領先地位的有力法寶。百度，作為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在中國市場占據絕對的優勢。據2008年的一份數據顯示：在國內市場，百度一枝獨秀，遙遙領先，占據的市場份額達到72%，谷歌位居第二，僅占21%，位居第三的是騰訊公司的QQ搜索，占據4%的市場份額，雅虎中國和搜狗則分別占據2%和1%的市場份額。當年無線通信業被設計為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的雙頭競爭，有效地遏制了中國移動一家獨大所導致的過度壟斷。同樣，搜索行業需要更勢均力敵的行業競爭，缺少競爭就缺少制衡，最終受害的還是社會服務本身。

　　第二，“屏蔽門事件”折射的，實質上是網絡媒體的信任危機。媒介公信力指“媒介所具有的贏得公眾信任的職業品質和能力”，而“屏蔽門事件”所傷害的正是廣泛意義上的網絡媒介的公信力。在中國，網絡媒體被受眾預設為依靠海量性、自由性、客觀性而獲得公正名聲的媒體平臺；而搜索引擎作為一種純技術色彩的網絡服務工具，其科學和規范性更是被寄予厚望。幾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受眾對搜索的依賴，已經遠遠高于對任何一個門戶網站的依賴，這其中，除了用戶的深度需求之外，搜索引擎的基于科學和規范的客觀性聲望，也起了最大的作用,所謂“數據不會騙人”，其召喚力可想而知。于是，搜索作為媒體似乎是要、并且確實能夠擔當起一種社會的公器的角色了。但是，曾幾何時，數據也開始了欺瞞的歷史，公器成為赤裸裸的私器，并且是違反倫理的私器。其動因是對金錢的追求，其背后的操縱之手則是強有力的操縱技術的人。長此以往，對網絡媒體的信任危機將會愈演愈烈。因此，我們必須重新界定搜索引擎作為一種媒體或準媒體的定義，重新分配它在社會建構中的權力。而對公共服務的滿足，顯然也不能完全寄托于那種僅僅關注其市場目的、關注于商業利益的私營企業。因此，如果前述的基于《反壟斷法》強化競爭制衡的方案不能實施，那么，長久之計，應該推動建設以國家基礎建設為屬性、以公共利益為主導的國家公共信息搜索服務平臺。

　　第三，盡管如此，搜索引擎公司作為一個企業，起碼的企業倫理仍然是必需的，社會責任心——這是企業管理的基本信條。美國管理學大師彼德·德魯克認為企業必須對社會具備一定的責任,這個責任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企業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另一個則是社會本身所具有的問題。里基·格里芬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在提高本身利潤的同時,對保護和增加整個社會福利方面所承擔的責任。斯蒂芬·羅賓斯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超過法律和經濟要求的、企業為謀求對社會有利的長遠目標所承擔的責任。他還區分了社會責任和社會義務兩個概念。一個企業只要履行了經濟和法律責任,就算履行了社會義務。而社會責任則是在社會義務的基礎上加了一個道德責任,它要求企業分清是非并遵守基本的道德準則。哈羅德·孔茨(1993)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認真地考慮公司的一舉一動對社會的影響。

　　馬克斯·韋伯曾經深刻闡述了個別社會形態中精神與經濟的關系，得出倫理精神是經濟發展根本推動力的結論。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在于“投入該行業的資金流”等物質方面，而在于“資本主義精神”的力量。讓我們用一個例子更好地闡述資本主義的商業倫理：

　　比爾·蓋茨的傳奇一生可以用“科技創新”、“商業擴張”和“慈善回報”來概括。蓋茨從“天才少年”轉變為“壟斷魔王”，最后搖身變成“慈善長者”，是一個難以理解的一再斷裂的過程。但事實上，三張臉譜構成了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整體面目——如果沒有一片鼓勵獨創精神的社會土壤，少年蓋茨的天才不會有破繭而出的機會；如果缺乏一整套完備的商業制度，中年蓋茨就不可能將他的“窗戶”覆蓋到地球上每一個電子屏幕；如果丟失了一脈宗教人文的深厚傳統，老了的蓋茨也很難成就現在這樣一個慈眉善目的“世界第一大施主”。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建立在這種完備的商業倫理基礎之上。而作為發展不到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并沒有建立起一整套適應轉型條件和信息革命時代的商業倫理。因此，我們要更加警惕和防范在中國只出現企業的“霸權”，而看不到公益精神和商業倫理的不幸局面。“百度屏蔽門”事件一旦被證實，那么它就是最活生生的反面例證。因此，一個強有力的措施是：依托全社會的監督力量，對IT行業加強商業倫理塑造和道德牽制。

　　第四，從公民、網絡用戶的視角看，媒介素養亟待加強。在網絡上進行信息選擇的時候，不要只從一種信息渠道獲得信息，更不要對單一媒體信息有過度的依賴，哪怕它是貌似科學、客觀、公正的搜索引擎。我們知道，媒體擁有“議程設置”的功能，搜索引擎也是如此。在社會層面，議程設置左右著人們的視線及社會輿論；在商業應用領域，議程設置往往與商業利益及經濟環境直接相關。因此，公民也好，網民也好，企業也好，國家都要對他們進行有效的媒介素養的訓練，教育大眾要懂得利用媒介，更不要放松對媒介不良行為的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