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壟斷法》的實施，讓越來越多的行政壟斷問題浮出水面。給政府權力的行使劃定一個相對清晰的邊界,也許是之前未曾預料到的衍生意義。

　　沒想到，8月1日正式實施的《反壟斷法》竟然最先與政府部門狹路相逢—國家質檢總局()在短短20天內遭遇十幾家防偽企業的數波訴訟，并不情愿將這部“經濟憲法”從紙面迎到人間。

　　國家質檢總局的意外“當選”，在宏觀理論上說明：行政壟斷雖然在立法過程中刻意回避和淡化，但相比經濟壟斷恰恰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在微觀操作上更說明，質檢總局及其具有關聯關系的電子監管網，對受排斥行業及行業聚集人群的打擊有多么強烈。

　　原告方在訴訟中認為：國家質檢總局利用行政權力強推自己持有30%干股的中信國檢經營的“中國產品質量電子監管網”經營業務，在防偽行業限制和排除競爭，違反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多部法律的規定。特別是2007年，質檢總局發文要求家用電器、農資、食品、化妝品等9類69種重點產品生產企業必須加入電子監管網，在產品包裝上使用統一標識的電子監管碼后方可出廠銷售。此舉幾乎將同領域其他防偽企業逼至生存絕境，也引發了防偽企業破釜沉舟式的的訴訟行為。

　　按照《反壟斷法》對壟斷的定義，中信國檢及電子監管網無疑在上面的重點市場具有絕對支配地位，在每年600元的資費定價方面也“涉嫌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然而，反壟斷法中明確表示“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以及依法實行專營專賣的行業，國家對其經營者的合法經營活動予以保護。”這表示在壟斷認定中，并不是以市場占有率、價格等絕對數值作為判定因素的，換句話說，在壟斷認定的裁判規則中，并不是田徑和游泳比賽式的單純“數字說話”，而更像藝術體操和花樣游泳中的“綜合性考量”—行政壟斷行為可能因為裁判因素被豁免。

　　即使防偽企業在壟斷認定方面勝訴，執行層面依舊困難重重。雖然《反壟斷法》第37條規定了抽象的行政壟斷行為屬于違法—“行政機關不得濫用行政權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競爭內容的規定”，但第51條同時規定，對于行政壟斷行為，“由上級機關責令改正；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向有關上級機關提出依法處理的建議。”也就是說說，反壟斷執法機構對行政壟斷沒有監管權，無法像對經濟性壟斷行為那樣行使調查權和處分權，而僅僅具有所謂的“建議權”，監管權被賦予行政機關及公共組織的“上級機關”。因此，對于石油、鐵路和電信等國內行政性壟斷企業，《反壟斷法》在現階段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治標不治本，質檢總局的反壟斷訴訟結局可想而知。

　　《反壟斷法》的實施，讓越來越多的行政壟斷問題浮出水面。行政壟斷的危害在于它模糊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削弱了政府的服務職能，而成為參與市場競爭的一方，壟斷管轄領域中的利益，繁殖“近親企業”，獲取部門利益。

　　也許沸沸揚揚的“反壟斷第一案”并不能產生法律意義上的最終結局，其啟示作用遠遠大于法律效應。通過輿論、立法和綜合的制度安排，給政府權力的行使劃定一個相對清晰的邊界，用中國政法大學李曙光教授的話就是—“劃清政府公共管理者角色與公共產品提供者角色之間的界限，劃清政府公共服務行為與政府經營行為的界限，劃清政策制訂者與經濟增長推動者之間的界限。”(孫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