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第一案”正在艱難進行中。今年初，轟動一時的北京女白領因丈夫出軌跳樓自殺一事有新進展。其夫王菲遭遇網友“人肉搜索”，個人信息被公開于網絡，生活受到干擾，進而起訴網站，這是我國法院第一次受理此類網絡侵權。受理該案的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在首次開庭后，發現案情復雜，遂將一個法官審理的簡易程序升級至合議庭審理的普通程序，還在6月26日召集包括互聯網、法學專家在內的研討會，7月9日召開54名法官聯席會議。(7月31日《青年周末》)

　　國內因“人肉搜索”引發的事件不在少數。例如2006年的“銅須”事件、“虐貓”事件，2007年的“辱師”事件。“人肉搜索”將當事人的相關隱私肆無忌憚地公布于網上，并且往往伴隨著網上、網下對當事人的辱罵，因而，“人肉搜索”幾乎就是“網絡暴力”的代名詞。但事實上，“人肉搜索”并非“網絡暴力”那么簡單，要不法院不會如此慎重，專家之間也不會產生分歧，網民也不會喊出“搜索壞人怎么能算網絡暴力”的質問。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涉及輿論監督與公民名譽權、隱私權沖突的問題，值得認真考慮，審慎判決。

　　“人肉搜索”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公民行使監督權、批評權的體現。網民在網上將涉嫌違法、違紀或道德上存在嚴重問題的人和事件以及相關信息公布在網上，進行評判，如果行使得當，有利于社會進步，也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實現。在著名的“山東濟寧副市長下跪”事件中，“中國輿論監督網”就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這種監督與批評不能過當，否則可能侵犯他人的名譽權、隱私權。

　　首先，“人肉搜索”可能涉及“誹謗”。在本案中，就有對網民提到的“王菲逼死賢妻”、“王菲由其妻包養”等事實能否成立的激烈辯論。如果網民文章的基本事實失實(在訴訟中，必須由網民或相關網站來舉證證明事實存在)，或者網民與網站不能舉證，就應承擔敗訴責任。網站一般應當在當事人要求其刪除信息時，及時刪除，否則就應承擔責任。這種責任承擔，要求網民對自己的發言必須負責，以求在公共利益與個人權益保護中得到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網民提供的信息涉及對官員的舉報和揭露，我認為，在訴訟中，就應先由有關機關查證無此事實，并且網民也沒有證據時，才能判處網民敗訴，因為官員是“公眾人物”，理應受到更嚴厲的監督，以保障公民監督權的實現。

　　“誹謗”還涉及網民根據其他網民提供的信息所作的評論如何承擔責任的問題。在各國“誹謗法”實踐中，有“公正評論免責”的原則，只要是根據公開正式的報道進行的評論，并且沒有侮辱他人，評論者就應當免責。但網民僅僅根據他人提供的網上信息，就輕率地作出一番評論，我認為不享受“公正評論免責”的保護。因為，網上發表信息很隨意，評論者沒有進行核實就進行輕率評論，事實上擴散了影響。當評論所依據的“事實”是虛構的，那么評論者當然不能免責，否則，公民的名譽權隨時可能遭受侵犯。

　　“人肉搜索”可能涉及“侮辱”，情節嚴重的可能構成“侮辱罪”。在一些事件中，網民往往會出現肆意辱罵當事者的一邊倒情形——不是根據事實本身進行評判，而是對當事人的人格進行侮辱，這無助于公共利益的實現，也容易培育社會暴戾氛圍，并不是公民行使正當監督權的體現，這在任何社會都不能容忍，網民采取這樣的方式，不管事實如何，都是侵權，網站不及時刪除這樣的帖子，就是失職，應當承擔責任。

　　“人肉搜索”涉及的最大問題，是可能侵犯當事人隱私權。在本案中，被告律師認為，相關網站公布的信息，是在網絡上已經可以被搜索到的信息，因此不能認為是“隱私”，但原告律師并不認同，因為在“人肉搜索”中，一些網民將網下的當事人信息傳至網上。我則認為，當事人的手機號碼、住址、身份證號等等個人基本信息，只要是當事人不愿意在大范圍內公開的，都算“隱私”。但對這些信息，如果當事人自愿或他人得到當事人許可而公布在網上，任何人都能搜到，那就不能算“隱私”，不過，要是通過相應的授權才能查看，或者要通過特殊技術才能獲取的，也算侵犯“隱私”。其次，網民將網下小范圍知曉的他人個人信息公布在網上，應該視為侵犯個人隱私，而其他網民或網站明知或應當知道這些個人信息非自愿公布，而是他人惡意公布或轉載，也應視為侵犯隱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