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BBC的一檔電視專訪節(jié)目讓微軟創(chuàng)始人蓋茨再度譽滿天下，他表示將在本周五退休時把自己名下的580億美元的財產悉數捐給民間性質的慈善基金會，用于使窮人受益的教育和醫(yī)療項目。

　　中國社會目前的財富觀正處于由“傳統”向“現代”嬗變的轉型階段，蓋茨的善舉(明智之舉)在中國產生的思想、情感乃至觀念震蕩自在情理之中。

　　慈善家為均貧富布施，媒體為傳播先進財富文化載道。我不但在一些平面媒體讀到諸如“蓋茨裸捐的三重啟示”的評論，更從網上瀏覽到“中國富豪如何學蓋茨”、“中國富豪該樹立正確財富觀”、“蓋茨捐款體現中美企業(yè)家差距”、“蓋茨為中國富人上課”、“蓋茨裸捐奉獻的豈止是金錢”等數十篇相關評論。

　　這些評論，立論之價值判斷鮮明，充滿情感訴求，還頗帶點恨“鐵”(中國富豪)不成“鋼”(達則兼濟天下)的悵然和焦慮。然而，對富豪的慈善行為作文化還原，它卻遵循如下反向的路徑依賴：慈善行為———財富觀———財富文化———社會文化———社會發(fā)展階段。

　　也就是說，特定的社會發(fā)展階段，框定了相應的社會文化，特定的社會文化又決定著相應的財富文化，特定的財富文化決定相應的財富觀。只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財富觀已然成為社會較普遍的對財富的價值判斷和價值追求時，蓋茨式的、真正理解和認同“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財富哲學的熱衷于慈善的企業(yè)家才會成批涌現。

　　話及企業(yè)家的慈善義舉，國人對蓋茨式的西方企業(yè)家贊賞有加，也以全球成功華人中致力于慈善的代表人物譬如李嘉誠等為榮。問題是，從資本主義萌芽到資本主義成熟———抑或說從市場經濟初創(chuàng)到市場經濟成熟，西方社會經歷了3到4個世紀，即便置于同屬中國的港澳地區(qū)，這個進程也走過了近100年。西方社會的財富文化從貪婪到行善，是與西方資本主義抑或市場經濟漸生漸長直至走向成熟相伴相生的，直到十九世紀中后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痛斥的“資本的每個毛孔都浸透著貪婪的血腥”，依然是那個年代人們追求和擁有財富的“主基調”。今天，無論蓋茨，還是早于蓋茨、同樣為國人贊譽有加的“慈善先驅”卡內基、洛克菲勒等西方大富豪，為何沒有也不可能成批涌現于十九世紀的西方社會？人們不妨做點逆向思考。

　　人們還當認知，普遍的慈善除受先進財富文化的長期浸潤，還離不開富豪們對成熟市場經濟社會一系列制度約束作利益對比后的選擇判斷。在西方，財產繼承須繳納巨額遺產稅，財產作為企業(yè)或個人所得繳納的所得稅基本沒有偷逃空間，相反，將財產用于慈善卻可在稅前列支。上述看似互相獨立實乃彼此關聯的配套制度和剛性約束，客觀上促使富豪們將超過個人、家庭、家族及企業(yè)發(fā)展需要的“富裕財產”用于行善，如是，名的收益高于利的付出乃現實選擇。我注意到國內一直有人呼吁開征遺產稅和實施“稅前慈善”，可政府卻一直不為所動。是政府怠政么？沒那么簡單。前者，征繳遺產稅的前道環(huán)節(jié)是財產透明———哪部分人的財產該率先透明———癥結所在識者心知肚明；后者，一旦為“稅前慈善”松綁，眼下普遍存在的偷逃稅將新開一道閘門，其帶來的更為高昂的監(jiān)管成本會使納稅人愈加不堪重負。

　　此外，慈善的社會屬性決定著慈善機構(基金會)普遍的民間屬性，每論及中國缺少蓋茨式的慈善大家，總有時論者痛陳國內民間慈善的不發(fā)達及官辦慈善的稀缺和低效率。這確是個大問題，可論者往往忽略背后更大的隱蔽問題，這就是，慈善基金是把雙刃劍———甭說國外的，光就國內而言，歷史上是有過教訓的……因而，普遍的民間慈善的缺失，在現今和未來相當長時期內，是不可能有大改觀的。

　　我不是悲觀論者，更尊重眾論者針對國內富豪“達則濟天下”的呼喊與敦促，之所以平靜地闡述“中國目前還產生不了蓋茨式的慈善家”，在于中國的發(fā)展還沒有進入到那個階段。改變是必然的，但須假以時日，幾十年后回眸，情形當大不相同了。（魯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