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央視“3·15”晚會上，國內短信群發業務公司老大——分眾無線遭重點曝光，該公司被指日發數億條垃圾短信，手握全國5億多手機用戶中一半用戶的個人信息。

　　如果說“3·15”之前全國人民對垃圾短信的態度是“很煩很無奈”，那么現在多半變成了“很怕很震驚”。

　　2億多人的姓名、號碼、性別、年齡、職業、住址、消費偏好、收入高低居然被一家商業公司弄得門兒清，隨時供其分門別類、定向發送垃圾短信，想想都讓人不寒而栗，這家公司怎么就能搜羅到如此海量的個人信息？

　　雖然按分眾無線的說法，該公司有監控并分析網絡用戶的“專利”，但看看其號稱掌握的幾大類人群——工商企業主、車主、手機大客戶、小區業主、保險及銀行貴賓，分類之專業、導向之鮮明，就可知道大海撈針式的技術追蹤不過是表面風景，找準相關部門“花錢，用關系”、打包購進資料才是數據庫建立的根基。從某種意義上說，出賣個人信息的罪魁禍首不是一個，而是一批。

　　多渠道的泄密一方面讓個人資料成了任人倒買倒賣的公用地，從銀行、保險公司、醫院、房地產公司，再到車管所與工商局，每個渠道每個人出售用戶資料的法律風險與罪惡感都很低(估計售價也高不到哪兒去)。另一方面，被出賣的用戶即使屢受短信或電話騷擾，依然投訴無門，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時候、以什么名目被短信公司存在了哪個文件夾里，更無從追索是誰泄露了自己的信息。

　　可以說，販賣個人信息源頭的復雜與追蹤的困難讓下達禁令或呼喚自律都顯得很輕，在《個人信息保護法》遙遙無期、相關監管有心無力的情況下，立竿見影的辦法只能是先對根植其上的產品進行打擊。

　　以青睞個人信息的垃圾短信為例，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移動上海公司董事長鄭杰近日曾提議，“為限制垃圾短信，應對一次性群發100條以上內容相同短信的用戶進行實名制管理”，并透露“據移動公司統計，垃圾信息發送號的日平均發送量達927條，最高可達10851條，且這些號碼在網時間短(平均不足3個月)，欠費比率高(欠費用戶率41%)”。

　　且不說呼喚數年的“實名制”能不能實行，鄭杰的話起碼證明了三點信息：

　　一、電信部門可以監控100條以上的群發行為；二、現有技術能夠篩選出短信中的雷同信息；三、即使垃圾短信曾經對運營商的業務量有相當貢獻，其正面效應也已經隨著惡意逃費所剩無幾。既然如此，與其等待“實名制”落地、或是號召廣大用戶積極發送舉報信息(發送舉報短信還要收費)，何不對超過一定數量的短信群發行為直接叫停？既然銀行ATM機對日提現2萬元以上的顧客說“不”并沒有招來異議，想來不允許手機用戶群發200條、300條雷同信息也絕不會引起不滿情緒。

　　分眾無線的宣傳口號是：廣告想給誰看，就給誰看。垃圾短信對我們這么知根知底固然令人不安，但如果運營商能讓這樣的廣告永遠發不出來，讓其已收集的2億多份個人資料貶值于無形之間，也許能夠換來更多人的個人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