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版先于正版銷售

　　2005年5月開始，弘歷通公司突然接到上海、武漢、廣州等地客戶投訴，稱其提供的上門升級軟件“布道者”不好用，而且存在錯誤。

　　“在2005年6、7月間，公司甚至接到了來自武漢的客戶聯名投訴信，投訴信由十幾名客戶聯名發出，一致反映公司提供的免費升級產品‘布道者’軟件存在問題，要求公司賠償損失，并恢復原有的弘歷軟件操作系統。”馮鋼非常奇怪，“公司的‘布道者’軟件尚未進行銷售，更別說提供過上門升級服務了。”

　　經過調查，馮鋼確認盜版軟件的生產者就是自己的老朋友和鑫三汛公司，“他們一概否認，堅決說不是他們干的。”

　　軟件的取證工作非常艱難。“我7月份在武漢作了第一份公證，可是那個軟件沒有寫出品方，所以不能證明是鑫三汛生產的。”沒有證據的話，維權也就進入死胡同。無奈之下，弘歷通也在2007年推出了自己的“布道者”軟件。

　　不過，這并不妨礙市場上的這幕怪像：正版軟件上市時間晚于盜版。而由此還引發了隨后的盜版狀告正版的奇怪局面。

　　侵權官司一波三折

　　弘歷通的軟件開始銷售之后，他們與鑫三汛的矛盾也立即升級，雙方開始了互相攻擊。由于弘歷通不斷向客戶強調自己是正版、對方是盜版，口水戰也不斷升級。

　　“‘布道者’股票分析軟件系鑫三汛的研發產品，弘歷通等公司以混淆視聽欺騙廣大消費者，誹謗我公司軟件是盜版產品，并惡意詆毀我公司武漢等地經銷商，嚴重擾亂了我公司正常的經營秩序。”2007年12月，鑫三汛公司發表上述聲明，并以涉嫌“不正當競爭”將弘歷通告上法庭，要求做出經濟賠償。

　　據了解，那一次起訴中，鑫三汛公司向法庭展示了自己的“布道者”軟件，試圖證明自己先于弘歷通開始銷售，擁有專利，可惜由于2005年8月8日國家版權中心因虛假注冊收回了其版權證書，鑫三汛沒辦法向法庭提供足夠的證據，起訴被駁回。

　　“鑫三汛根本沒有想到它在法庭上提供的證據，正好證明了他們盜版的事實。”弘歷通此前公證中一直無法收集到相關軟件的出品方即為鑫三汛的證據，竟這么在法庭上獲得了。在法院駁回鑫三汛的訴訟請求后，弘歷通反以涉嫌侵犯著作權為由將之告上法庭，要求鑫三汛賠償人民幣50萬元。

　　賠償四萬五雙方均上訴

　　對于弘歷通公司的起訴，鑫三汛公司辯稱，弘歷通所主張的盜版內容，均是公開信息、公知知識和歷史數據，這些內容是鑫三汛通過購買及公開收集的方式得到的。而弘歷通公司則強調，兩份軟件內容重復度超過90%，很多地方連內容錯誤之處都完全一致。

　　朝陽法院在2008年10月作出一審判決，判處弘歷通公司勝訴，要求鑫三汛公司停止相應侵權行為，并賠償弘歷通公司45000元。

　　可這一結果令馮鋼和其律師失望至極，并提出上訴，“索賠金額不可能低于1300萬。”1373萬元是馮鋼確認的自己基本損失，也是索賠的數額。在他看來，整個案件牽涉的金額已經過億，“2007年底，鑫三汛公司對外公布的銷售維護就達到1.5萬，單憑這個銷售金額就超過千萬了。”而鑫三汛公司也不服法院的判決,提出上訴.

　　“熬過了熊市，心想這回總該有點起色了吧，誰知整個牛市的銷售完全被他們攪黃了，好容易從去年開始維權有點眉目了，熊市又開始了。”馮鋼除了感嘆時運不濟之外，最后的希望都放在了相關部門的處理上，因為就在雙方糾纏在法律戰之時，公安機關的調查也悄然開始。

　　謎局 弘歷通:幕后人已被抓

　　2008年7月，北京朝陽公安分局以侵犯商業秘密、侵犯著作權立案偵查。由于鑫三汛一直堅稱注冊股東李巖開發了“布道者”軟件并轉讓給鑫三汛公司的，公安機關隨后對李巖進行調查，結果查知李巖根本就不懂編程。

　　“根據公安機關查證，曹為民即為杜輝的妹夫。”馮鋼表示，鑫三汛公司三個注冊股東實際上代表的是一直躲在幕后的鑫三汛公司實際經營人——杜輝、劉映哲、韓浩。

　　“據李巖稱，杜輝、劉映哲和韓浩三人不敢用自己的名字注冊公司而要求其‘頂缸’的，代價就是贈給他20%的干股。”而據馮鋼介紹，目前有證據表明，韓浩在離開弘歷通公司時直接將“布道者”軟件盜取并用于銷售。

　　“因為北京朝陽公安分局立案偵查，很多證據都被當作刑事偵查的證據而保密，所以在法庭上我們索賠金額很少。目前韓浩、劉映哲等人已被刑拘，弘歷通會在隨后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提高索賠金額。”弘歷通副董事長梁威表示。

　　鑫三汛:對方散布謠言

　　此前鑫三汛公司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這是弘歷通散布謠言的惡性競爭手段，鑫三汛將在合適的時機采取法律手段反擊。昨天,對于目前警方介入調查以及案件進展情況，鑫三汛公司表示,弘歷通所說的刑拘，不過是鑫三汛公司相關人員在協助警方調查,他們會在適當的時候向媒體發布。(周治宏)

　　記者手記 兄弟反目IT業“心魔”

　　在采訪本案時記者發現，目前國內IT企業中普遍存在的“另立山頭”現象：往往在企業稍見起色、有了一些核心產品時，創業隊伍就會分道揚鑣，隨之而來的就是無止境的官司和紛爭，嚴重的很快就會拖垮企業。

　　一位創業三年并經歷過類似事情的經理笑言，中關村每年都有幾十起，早已見怪不怪了，“聽說這幾天瑞星又有人出來搞了個公司，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合作創業時，大家都考慮著責任，占的股份越多不就要承擔越多的責任、越多的投入嘛，都想少占一點，等到公司做起來，業務成熟了，股份少的人就想，憑什么你要拿那么多股份？”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情況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過去工作的資源據為己有，“知識，比如軟件設計、產品開發，這些東西不像固定資產，誰做出來的腦子里自然就有，人走的話自然就帶走了，另立山頭也就成了很多人的首選。”

　　而且由于這種產品在流轉或出售之后很難取證，尤其是產品做出表面更改的情況下，要想取證，無論是花費還是時間對于公司來說都是巨大的成本，而按目前的相關法律，獲賠額甚至很難彌補這個成本。

　　由此或許可以得出，商業道德的缺位、知識產權侵權的高成本取證、遠低于收益的處罰標準，成了鋌而走險的原因。(周治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