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安’深圳山寨機”后續

　　在山寨手機的大本營深圳，放開檢測的呼聲日漸升高，并成為“招安”山寨主最有效策略。按照深圳有關職能部門的計劃，政府有意放松對手機產業的各種管制，讓部分注重質量有些追求的山寨機接受轉型，變成正規的手機企業。“我愿意被招安。”有山寨主向記者明言，但并非沒有條件，障礙主要來自一些強制性的政策門檻。據記者觀察，牌照門檻的取消，技術門檻的低下，檢測門檻的高企，讓這個產業鏈幾經起落，也讓手機企業死去活來。于是，矛頭所指，是信產部屬下的手機檢測中心。

　　“掙這點錢，犯不著冒險坐牢”

　　正在嚴打山寨機的深圳，現在依然有人公開叫賣著高仿機、套牌五碼機和三碼機等山寨手機。在華強北一些數碼城、電子城里，不時可見到外國人的身影，與老外用英語談生意的銷售經理們也比比皆是。

　　在華強北某手機批發城，工廠設在寶安的趙先生每月都能賣出近5萬臺沒有納稅、入網檢測的手機。除了北方市場外，1/3的手機銷往印度、越南。最近因為行情蕭條，趙先生的銷售相比起年初每月10余萬的銷量萎縮不少，利潤下滑，但是每臺機器也能賺上80元的純利。他說自己有設備、廠房和工人，萬事俱備，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從去年底牌照政策放開后，這個問題常常困擾他。他最近研發了兩款音樂手機，銷路非常看好，讓他忽然有了“從良”的愿望。“我有錢，有生意，但我不希望犯法，不想坐牢。犯不著掙這點錢，把身家和前途都抵押上。”趙先生說。

　　無奈的語氣中，他默默觀望著博弈之中的政策變局。

　　位于寶安某工廠的翟先生(化名)最近有一款概念特色手機剛剛出爐，面向某個特定人群。“沒錯，按照工商局的定義，我做的全是山寨機。”翟先生說，“只要產業政策合理，條件合適，我愿意下山，接受招安。”

　　諸多深圳知名企業來自山寨

　　行政門檻的取消，技術門檻的低下，檢測門檻的高高在上，讓深圳這個產業鏈迂回曲折幾經起落，也讓諸多手機企業死去活來。

　　回想起過去，深圳一知名手機企業老總頗有感觸：我原來也是做山寨機的。該老總告訴記者，從最初的組裝、代工到后來的買網標、貼牌，他一直游走在法律的邊緣。直到前年底申請到牌照，可以正當“準生”了，他才長舒了一口氣。

　　深圳朗杰電子總經理祝壽林也表示，在牌照制度沒有放開之前，深圳很多知名企業不都是從山寨機走出來的嗎？他認為，山寨市場培育了一批脫穎而出的手機名牌。

　　有業內人士介紹，華強北、華強南則成為山寨機最好的銷售平臺。大企業可能不屑于這里，但是對于這些山寨機來講，它們沒有實力去自己搭建平臺，以華強北電子元件、通信市場的名聲，從全國來的人自然會來購買山寨機，甚至還有相當多國外買家常年住在這里批貨。

　　“沒有這里的深水池，出不了現在的手機巨頭。”有知情人士介紹，包括X泰、X通等在內的諸多手機企業，最初都是加工、貼牌起家，而貼牌的來源則包括天時達董事長蔡清楚等深圳手機界教父級人物。

　　“深圳這么多年倒下了多少手機企業，并不是被誰打敗了，而是給自己的庫存壓死了、給信息滯后拖死了。山寨機搶的就是一個先機。”深圳友利通電子董事長吳建平告訴記者，要消除不公平競爭，不能總是約束的都是老實人。

　　挺“山”論

　　“沒有山寨機，諾基亞可能賣到1萬塊”

　　“山寨”是占山為王的意思，但他們已經賣到全球了，還能稱之山寨機嗎？朗杰電子總經理祝壽林對山寨機所受的非議打抱不平。

　　他認為，“山寨機對中國有貢獻，讓老百姓較早享受享受移動生活，不然的話諾基亞就賣到1萬塊了。當然這個陣營確實有很多糟粕，這要正確看待。山寨王們慢慢轉向正規軍，這是市場競爭的結果，經濟的規律。”

　　深圳手機行業協會副秘書長俞曉虹也表示，山寨機在品質保證、吃苦心態方面是欠缺的。他們在利潤降低到20元時可能就甩手走人，但正規企業還是會接受的。山寨機雖然有種種不是，但在跟風方面很快，他們創新能力很高，執行力相當強，我們的正規企業反而偏于保守。

　　“我認為政府不能隨便打擊。違法的肯定打擊，但更要創造公平營銷環境，不能人為設置門檻。”

　　俞曉虹舉個例子說，任何商人肯定都貪圖品質好、價格低的產品。如果手機賣1000塊錢，這邊檢測費用比手機還貴，那邊檢測費只要5元，你說他怎么選擇？

　　“畢竟山寨機也解決了就業問題，創造這么大一個產業鏈。我們要辯證看待。”一位政府人士告訴記者。

　　同樣“挺山”的消費者也指出，山寨機這個出生于平民草根的社會底層，一出生就是私生兒，一出世就注定是被漠視和被打擊。但是，為什么有實力、有資金、有品牌支撐的正牌子女，為何在同樣的市場環境中總是落敗呢？這難道也是“山寨機”在搞鬼？他們就只有搗鬼的份，不用做市場，做銷量？( 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