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電信規劃研究院 呂新杰

　　央視《焦點訪談》近日再曝光了國產手機吸費陷阱的問題——部分國產手機內置了暗藏吸費陷阱的應用，不知情的用戶點擊后會自動被扣除資費；另外部分頑固的收費陷阱不需要用戶點擊，也會自動扣資費，更為嚴重的是，用戶壓根無法刪除那些收費菜單。此類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自然會引起廣大手機用戶的極大憤慨，也勢必會帶來政府監管部門的進一步強力治理。

　　然而，在一片“同仇敵愾”的聲討中，筆者建議各方對此保持足夠的冷靜，用更理性的思維和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待這一問題，尤其是對于政府監管部門來說，應該用積極拓展中小企業發展路徑的治本之策來取代強化監管的治標之策。

　　首先，從管制的氣勢上說，不管是政府部門、企業、媒體還是個人都形成了對吸費手機的“同仇敵愾”。

　　一是運營商和政府部門已出臺相應治理措施：其中運營商紛紛發文要求SP撤出山寨機；4月下旬，工信部電管局發布了《移動電話機定制管理規定》，其中規定“定制話機不得內置固化的SP代碼、SP服務鏈接以及SP客戶端軟件”，這無疑對手機內置的SP業務提出了更嚴格要求，而且不排除出臺更多的針對非定制機型的監管政策。所以單就管制的力度來看，已經夠大了，眾多的終端商家和增值服務提供商或已成“驚弓之鳥”。

　　二是現在的媒體很發達，包括報紙、電視、互聯網等多種形式，而且媒體的獨立性以及報道問題的廣度和深度在不斷加強，這足以對上述危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造成極大的威懾力并使其收斂，央視《焦點訪談》的曝光無疑就會產生這樣的作用。

　　三是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消費者享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信譽是企業存在和發展的根基；消費者會自然摒棄那些損害消費者利益的終端商家，時間和市場規則會自動淘汰那些急功近利和不注重信譽的增值服務提供商。

　　其次，從監管處理方法上說，現在運營商和政府監管部門都將矛頭指向了手機終端內置SP業務這一合作模式，并出臺規定禁止這一模式的繼續存在，但筆者以為這樣處理問題的方式顯得過于簡單。

　　一方面，手機終端內置SP業務是終端商家和增值服務提供商探索出的一種合作方式，它從根本上是符合消費者需要和有市場前景的，現在只是被一些急功近利和不講市場道德的合作者引向了與消費者利益相悖的方向，所以當下亟需的是對其發展方向“撥亂反正”和嚴懲違法違規的終端商家和增值服務提供商，而不是不分好壞地將所有的合作者和該合作模式一棍子打死。

　　另一方面，該模式并不是國產終端商家的“獨創”，國際終端巨頭諾基亞在近日宣布推出“生活通”業務，其運作模式恰恰就是和增值服務提供商合作在終端中內置該業務從而實現推廣。但我們看不到有關部門對諾基亞采取任何管制措施，那么板子為什么僅僅打在弱小的國產終端商和增值服務提供商身上呢？

　　再次，從吸費手機自身原因上說，透過這為數不少的國產終端和增值服務提供商的“吸費陷阱”，我們不僅要“怒其不爭”，更要“哀其不幸”。

　　相比于亂收費、涉黃、盜版等問題的存在，它們的生存困難卻是更大的現實，國有基礎電信運營商占據著行業發展的主導地位，擠壓著增值服務提供商等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從降低其收入分成比例，到建設統一的平臺強化對其的管理，再到對其部分業務開展和渠道推廣等進行限制等。

　　在這樣的前提下，為了生存，這些中小企業難免會打一些政策上的擦邊球：比如提供涉黃和盜版侵權等內容；在終端中內置增值業務進而設置吸費陷阱等。這些問題當然需要出臺管制政策進行嚴格治理，但政府部門需要認識到要從根本上消除這些行為，就必須放開由國有企業把控的行業壟斷領域和約束國有企業的市場行為，要為這些中小企業開拓出一條可以生存和發展的康莊大道。就如同城管說路邊的小商小販們有礙市容因此要堅決取締，但前提是你要為他們提供可以生存下去的合法合規途徑一樣。如果廣大行業中小企業能夠通過正常的市場努力獲得良好的發展和豐厚的收入，那么“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就會成為這些企業的必然選擇，因為誰也不愿在人人喊打的局面下茍且偷生。

　　最后，從長遠管制來看，發展增值服務提供商等中小企業意義重大，政府應注重引導。

　　一方面，通過幾個國有大企業就可以引領行業發展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行業發展需要廣大中小企業的廣泛和深度參與，中小企業的企業性質和企業規模能夠保證其以更高的效率去推動業務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等。從全球范圍來看，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正成為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先鋒，它們既是科技創新的主體，又是經濟增長的源頭動力。

　　另一方面，發展中小企業已經上升為國家意志。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為此，需要清理不利于中小企業發展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需要貫徹平等準入、公平待遇原則，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需要解決“玻璃門”(某些領域名義上對民間投資開放但實際上進不去)和“彈簧門”(某些領域民間資本進去又不得不退出)的問題等。

　　因此，落實到具體的通信行業管制政策上，則要求管制政策要有系統性，不能僅為管制而管制，不能損害終端商家和增值服務提供商等中小企業的長遠發展進而影響行業發展，不能和發展中小企業的國家意志相違背。“手機吸費陷阱”等問題最終要靠發展來解決，政府監管部門最好用積極拓展中小企業發展路徑的治本之策來取代強化監管的治標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