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越來越難做，走的人也越來越多。”說這番話的時候，老趙(化名)正在籌備他的新事業——遠在外省的某處礦產項目。而僅在一年前，老趙正在為他的老本行——山寨手機業焦慮地忙碌著。

　　在過去三年中，老趙可謂賺得盆滿缽滿。他一向認為自己是一個有著敏銳商業嗅覺的老板，但這也是他及其山寨軍團的共同特質——業內人士對此的另一種闡釋叫“投機”。

　　到2009年，伴隨著手機行業利潤的下滑，越來越多山寨老板選擇離開，老趙也是其中之一。在建國的第60個年頭，改革開放剛過三十載。

　　老趙并不覺得這有什么“可惜”，在資本的逐利性驅動下，礦業也許有著更好的前景。“撈一把走人”是老趙這樣的“山寨人”的共同思維，這也形成了近些年深圳山寨產業的特質——據不完全統計，深圳“山寨”從業者達百萬以上——這是一個龐大、略帶灰色卻蘊藏潛力的產業群體，何去何從？這正是深圳業界擔憂所在。

　　“緊貼市場的山寨企業，如何有效地完成自身的產業升級？”在深圳市社科院院長樂正看來，這不僅是山寨企業自身需要思考的問題，也是深圳產業升級轉型的大命題：“如何把山寨產業初期的市場優勢，轉化后續的技術驅動力，從而保持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山寨企業、品牌企業和政府監管部門，三方的角力，將是關鍵。

　　華為的樣本意義

　　“所謂山寨產業，并不是近兩年才有的。”樂正認為，緊貼市場需求，快速地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充分的商業競爭”是山寨產業初期的共性特征。

　　在為數不少的業內人士看來，作為深圳本土企業標桿的華為，其早期的成長，也無異于一條“山寨路徑”。

　　與北京中關村由政府主導的模式相比，地處南方邊陲的深圳，被認為是市場自由選擇資源配置的樣本模式。

　　以深圳標志性民營企業華為為例，事實上，華為的早期成長史，與當今的“山寨路徑”有著頗多相似。

　　公開資料顯示，1988年創立的華為，最早是一家生產用戶交換機(PBX)的香港公司的銷售代理，并無自主研發。

　　華為創立的一個產業背景是，1987年，在當時國內普遍歧視私營經濟的背景下，深圳市在國內率先出臺鼓勵科技人員走出去，興辦科技企業的規定，并出臺相關措施鼓勵科技人員以技術入股方式創業。

　　這直接刺激了深圳第一批草根創業潮。據1986-1993年出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灝向本報記者回憶，深圳發展史上有個奇特的“1988”現象——目前深圳最具影響力的高科技企業都草創于這一年，如華為、中興。九十年代初期創立的研祥、邁瑞等一批科技型企業也均受此政策影響頗深。

　　“華為面對的是一個已然充分競爭的市場。”深圳一位電信行業學者認為，華為當初面對的市場環境，與今天的山寨企業相似：“作為后來者，華為要扮演對既有規則破壞者的角色。”

　　于是，我們看到在策略上，華為采取“農村包圍城市”，而價格優勢至今都是華為在國際市場摧城拔寨的利器——這些在現在看來無異于“山寨”的打法，最終促成了華為的崛起。

　　但與一般山寨企業不同的是，在快速完成資本積累的同時，華為迅速轉入自主研發。事實上，華為的轉型，與深圳市發展高科技的政策呈現了步調的一致。

　　1993年是深圳確立“科技立市”的關鍵年，是年5月，深圳市政府發布了文件，以資金及政策優惠等形式鼓勵企業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6月，再次發布《深圳經濟特區民辦科技企業管理規定》，對內地科技人員來深圳創辦科技企業給予優惠政策。

　　更為重要的刺激政策，出臺于1998年，是年9月深圳市再次打破了國家規定企業“技術入股”不能超過20%的限制。這讓華為在1998年后大規模實行“全員持股計劃”獲得了法律的支撐，也為更多創新型人才在深圳創業提供了法律保障——直接推動了民營企業完成轉型自主研發的產業升級。

　　“華為效應”在深圳的草根產業界被迅速放大。邁瑞、研祥、金蝶、好易通等民營高科技企業均通過自我研發道路，成為各自領域的排頭兵。

　　山寨之都的轉型陣痛

　　除了政策的驅動外，深圳的民營草根企業的發展，還有著獨特的產業土壤。

　　毗鄰香港，早期的“三來一補”政策，讓深圳成為承接港商、臺商加工貿易產業轉移的第一個落腳點。其中，尤以電子信息類產品的加工制造業最為突出，這為日后深圳成為全國乃至全球消費類電子產品集散地，創造了產業基礎。

　　來自原深圳市科技局的統計資料顯示，2008年深圳電子信息產業中的高新技術產品產值達到7839.15億元，占全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的比重為90.0%。

　　從上游原材料供應，到加工集成，再到組裝銷售，在深圳及周邊龍崗、東莞一帶形成了一條完整的電子產品配套產業鏈。深圳資深產業觀察人士潘九堂認為：“深圳電子配套產業鏈的完善，客觀上降低了市場的進入門檻。”

　　這正是深圳山寨產業得以發展壯大的產業背景。憑借低廉的價格和靈活的運作，山寨企業在市場上表現出比傳統企業更為靈活的競爭力。

　　“從某種程度上講，山寨產業甚至優化了市場競爭。”潘九堂認為。但在產業的另一面，山寨企業作為既有市場的革命者，在破環了既有市場秩序的同時，卻未能建立新的秩序。

　　以最新的上網本產業為例，山寨廠商在市場啟動之初進入，快速打壓行業利潤，最終使整個產業陷入低利潤循環的怪圈。

　　這亦是業界為之焦灼的原因——山寨產業缺少后續技術的持續推進，僅局限在低利潤的成本搏殺。“無論我們廠商之間怎么控成本、拼價格，作為上游的英特爾卻是穩賺不賠。” 深圳一頗具規模的山寨主板廠商高層曾對記者感嘆：“由于缺少技術積累，上游產業我們很難涉足。”

　　這正是深圳山寨產業升級的瓶頸所在。“資本是逐利性的，投機并沒有什么不妥。”這是近年來，本報記者遍訪深圳山寨企業頗具代表性的回應。對于絕大部分山寨企業來說，并無做一家“百年老店”的心態。

　　但市場波動的風險，顯然讓投機充滿著更大的變數。“山寨江湖”的真實寫照是：“抱著‘撈一把走人’心態的山寨企業，在走人的時候，并不一定真正‘撈到一把’。”

　　在此背景下，市場處于爆發式增長期，山寨企業便蜂擁而去；一旦市場出現下滑，山寨企業又是率先離場——等待下一次機會，周而復始。

　　轉型路徑追問

　　如何讓深圳極具活力的山寨企業，產生出更多的“華為”，成為深圳業界思考的焦點。

　　“對于山寨企業，不主張一棍子打死。”在深圳市社科院院長樂正看來，山寨企業在初創階段，難免會有一些違規和“打擦邊球”的作法。如何看待和采取發展性的監管態度，是對政府等產業主管部門監管智慧的考驗。

　　在樂正看來，現有的部分產業政策，予山寨產業的長遠發展并不相符。就以深圳規模最為龐大的山寨手機產業為例，按照既有的監管政策，一款上市手機的送檢，費用要超過上十萬，周期至少在一個月以上。“這對于資金實力相對弱小和市場反應需求極為迅速的山寨企業，都是難以承受的。”樂正說。

　　為數不少的深圳產業界人士認為，很多現在已然成型的大型民營企業，在創業初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個“山寨時期”。

　　“如何保持山寨產業靈活性的基礎上，引導產業積極良性的發展。監管層應該有更長遠的眼光。”樂正說。

　　此外，對于有著創新實力和發展潛力的山寨企業，政府應該給予一定的政策幫扶。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去年底，中央政府推出4萬億投資規模的振興計劃中，甚少惠及民營企業，山寨企業更是無緣。

　　在更大的產業層面，培養山寨企業自身的創新活力和內驅動力，是山寨產業升級的關鍵。

　　同樣是民營企業的華為，在轉入自主研發的同時，很快著手對內部體制進行了大幅革新，《華為基本法》是中國企業最早的企業管理大典；同時華為啟動了中國早年的全員持股計劃，解決了企業創新的根本動力問題。

　　“這與作為企業領袖任正非的個人魄力有關。”深圳資深產業觀察人士潘九堂對本報記者分析說，對于初創型企業，對研發的投入將階段性的攤薄利潤率：“如何有效的做到短期利益與長期戰略的平衡，企業領袖的力量至關重要。”

　　在企業家精神普遍缺失的山寨產業界，華為的成長路徑或許不具代表性，但有一定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