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半年，富士康跳樓事件的受害人數已經上升到9個。在此之前，富士康每年也都有自殺事件發生。

　　富士康新聞發言人劉坤介紹，9名員工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年紀小，18歲到27歲之間；二是入職時間不長，進廠工作最長的是一年半，最短的只有28天。

　　在這家全球500強、世界最大代工廠，90后的隊伍正在逐漸壯大。記者在該工廠某車間進行了初步統計，發現900多人的員工中，90后有270多人，接近總數的1／5，剩下的600多人全是80后。

　　而在這9起跳樓事件中，20歲左右的90后占近一半。其他的都是80后。

　　他們有的是婚戀和情感上遇到挫折，有的是家庭出現變故情緒低落，有的是精神異常導致悲劇。比如來自江西的饒某因感情糾紛，在跟男朋友通電話的過程中賭氣跳下；李某因患有特殊疾病，年齡較大沒找到女友，精神壓力很大。

　　另外，所有事發員工還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們的人群構成，主要是80后、90后。資料顯示，80后、90后目前在外出打工的1.5億農民工里面占到60%，將近1個億。而在富士康的基層員工中，80后、90后打工者，已經超過了85%。

　　一樣的打工，不一樣的理想

　　富士康工會副主席陳宏方講了他眼中三種典型的富士康年輕人。

　　第一種是家庭條件較好，出來不是為了掙錢，主要是看世界，在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轉過一圈后，再回去成家立業。有個富士康員工，月工資只有2000元，但愣是從家里要了4萬元買了輛小車開。

　　第二種是家庭條件差，出來打工，把每年掙的錢都攢下來，3年攢到五六萬，回家蓋房結婚過日子。

　　第三種有理想、有事業心，能吃苦，利用富士康提供的從專科到博士的培訓，實現自己的理想。目前富士康在企業課堂“充電”的就有 8000多人。

　　這幾類人多來自偏遠農村。有的人以前過的是走4小時山路才能到鄉里的日子，突然到城市生活，面對摩天大樓、燈紅酒綠，很容易產生失落情緒。

　　陳宏方說，九連跳中有個自殺者，就是這類情況。剛來時連沖廁所都不會，一出門就不認得路，生產線上工作也跟不上別人，到哪里都要排隊，覺得自己特別沒用。

　　記者在富士康調查時發現，這些當事人都很年輕，除一名27歲外，其他的年齡都在18至23歲之間，均來自農村家庭，入職時間比較短。根據企業提供的資料，這些人并沒有過度加班的記錄。

　　其實，如果這些人發現自己不適應工作，馬上離職，或者在事前能得到勸導和關懷，悲劇很可能避免。陳宏方坦承：“還是由于我們工作做得不夠，沒有幫他們把心中的壓力釋放出來，才導致了這種結果。”

　　深圳市社會科學院院長樂正分析，這些剛踏入社會又背井離鄉的孩子，一旦出現精神困惑，在陌生的環境下又不知該向誰傾訴，這時如果整個社會的心理調適機制沒有適時跟進，很容易出現問題。

　　而深圳市總工會在對富士康墜樓事件調查后，批評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富士康85%以上的員工為80后、90后，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對企業現有的管理模式、制度和方式方法有要求變革的強烈沖動，企業本就應該及時加以調整和改變，不斷適應這種變化，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傷害。

　　40萬人擠在不到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富士康只是一個企業，不能承擔一個城市的社會職能。”面對眾多學者專家的解剖，劉坤坦承。

　　富士康作為一個世界級代工航母，用工人數很大。僅在深圳龍華、觀瀾兩地就有40萬員工，相當于內地的一個小城市。

　　雖然人數和一個城市類似，但其他指標卻遠遠遜于城市。城市里最基本的元素是家庭，但這里卻是單個的個人；城市里有公益化比例和占地面積都很高的社會化設施，而這里雖然有網吧、游泳池等諸多公共設施，卻難以滿足幾十萬人的使用；另外，富士康也僅僅在近期，才成立了“關愛中心”這樣的專業心理咨詢機構。

　　40多萬人，就擠在不到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到下班時間，這里摩肩接踵，比深圳最繁華的中心城區華強北還熱鬧，走到路上都要側著身。”劉坤說。

　　5月17日，記者在地處龍華的富士康園區探訪看到，一些外來參觀者經常用“震撼”兩個字形容觀感。這里有標準的足球場、有三甲醫院、有企業大學，內設有情侶座、卡座、包廂座的網吧不僅可以免費上網，還可以免費點餐。“在深圳，企業如果有1個標準化的游泳池就不錯了，我們有5個。” 陳宏方說。

　　人們似乎并不能理解在硬件條件最好的深圳園區尚且能發生這樣極端的事件，那么，在全國其他的富士康園區為什么沒聽說這種現象？

　　同樣不能理解的是員工的流動率。富士康基層員工留在廠子里的時間，正在從幾年前的3年，降到現在的一兩年。富士康龍華園區資深副經理萬紅飛介紹，基層員工的流動率，在2004年、2005年，大約每個月為2%、3%，現在增加到4%、5%，幾乎增加一倍。

　　9連跳發生后，富士康廠區門口的招聘點，依然有大量的人前來應聘。記者了解到，只要有報名者，幾乎100%能被招進去。甚至，富士康還出臺了一項特別措施，每位富士康員工只要能從老家將自己的親戚朋友拉來做工，另有相應的現金獎勵。

　　流水線上的青春

　　在富士康廠區，隨處可見“魔鬼藏在細節里”的標語。這里的管理、運營乃至價值觀，都堪稱細節化。

　　每個人胸前都掛著一張工牌。用這個牌子，可以進出大門、到食堂用餐、上下班打卡。每張卡的背后都留有火警、匪警、工會、醫療、餐飲等方面的查詢電話。

　　每位員工從流水線上下班以后，就連吃飯也是從傳送帶上拿飯盒，然后找到位子去吃。每天，位于廠區的中央大廚房都會源源不斷地將按比例配置的飯食用錫紙包好，按時間分別供應到各個餐廳。

　　甚至，員工日常著裝規范也被具體到這樣的細節：夾克的拉鏈不拉或者拉到一半都是不規范的，要拉到前胸位置。

　　記者不止一次來過富士康園區，但每次來都要有廠區內部人員來接才能進入。白天走在廠區的馬路上，很少見到閑逛、嬉笑的人群，每個人似乎都有明確的目標，直奔而去。

　　記者提出利用員工的午餐時間采訪，但被笑著拒絕了。原因是：一個普工生活的一天是這樣的：6：50起床，洗漱、早餐，步行到公司，穿上統一的工作服；8：00準時上班，中午11：00下班，一個小時的吃飯休息；下午從1：30-5：30上班，再吃飯休息一小時，晚上8：00下班。中午一個小時的吃飯時間，如果算上排隊等待和來回走路的時間，吃飯的時間只有十幾分鐘。

　　而在一個宿舍內部，舍友間的關系并不密切。每個人進廠后都是隨機被分配到一個宿舍的。陳宏方告訴記者，富士康工會在開展心理輔導講座時，曾做過這樣的事，有工人能說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獎勵現金，但是，絕大部分人答不出來。

　　即使是個別性格開朗的人，也容易被這樣的生活同化。自殺的員工之一盧新就是如此。這個曾經報名參加過“快男”比賽，唱歌、跳舞、旅游樣樣喜歡，和同事關系也不錯的大男生，就在自己自殺的前3天，寫了一條QQ簽名：一切都過去了。

　　這個湘潭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其實早就被列入干部儲備班名單，可能再熬上一段時間，就可以晉升。但是，在富士康，“干部層次一共分為十四級，從師一級到師十四級，新人進來從師一級開始，兩三年調升一級，要調到師四五級這樣的管理職位大概要十年工夫。”

　　一位在富士康工作十多年的男青年，今年35歲，月薪8000元，手下管理著一個900人的車間。談到這一讓人艷羨的成績，他攤開手掌，向記者數起自己已經拿到手的各種證書和文憑，不一會兒，兩只手都數完了。

　　劉志毅，這個臥底富士康28天的《南方周末》實習記者，很驚異偌大的一個廠區，竟然連一個老鄉會都沒有。“每個人在廠區里面活動，但每個人都成了彼此的影子，互相連姓名都不會多問。”

　　在劉志毅看來，一個人在社會理應有很多層的關系，并且成為一張網。但是在富士康，一個人除了生產線外，幾乎沒有其他的集體關系，僅此單一的社會關系，他們每個人都成了一個孤立的點。永無休止的面對機器后，一旦遇到難以承受的焦慮與壓力，最容易自殺。

　　像對待災難一樣進行社會援助

　　“什么？又有人要跳樓？”5月17日，正在接受記者采訪的富士康新聞發言人劉坤竟然接到了這樣的電話。細問之后才知道，一位富士康女員工與同在該廠上班的丈夫吵架，其夫聲稱：“富士康那么多人跳樓，你也去跳樓吧！”

　　經過員工關愛中心的連續疏導，該女工的情緒逐漸平復，但留給人們的驚訝卻遠遠沒有平息。劉坤告訴記者，員工關愛中心每天都會接到很多員工的見面咨詢和電話求助。

　　為了杜絕墜樓事件接二連三地出現，富士康從4月上旬開始“花錢買信息”，任何職工只要發現身邊的同事情緒異常，便可通知心理醫師或者部門主管。若情況屬實，公司獎勵200元，目前已經成功控制了30起類似事件。

　　“現在最擔心的就是自殺事件會對其他員工造成心理陰影，這種負面能量一旦流動起來，在一個以80后、90后為主要群體的人群中是很危險的。”長期從事社會心理咨詢工作的孫淇老師說。

　　“自殺可能跟很多原因都有關，但一定是綜合力量作用的結果”。孫淇認為，初到陌生的城市打工，工作壓力大、身體出現狀況，再碰到婚戀問題，在沒有得到社會幫助的時候，那些沉淀下來的深層次的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會跳出來，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只是一根稻草，力量也足以讓人崩潰”。

　　專家們認為，之所以在短時間內發生多起自殺事件，跟心理暗示有關。“有的時候，做了某件事，才發現自己已經受到了某種心理暗示。比如9連跳事件中的那名女子能夠生還，是因為在跳下去的一瞬間突然后悔了，做出了自我保護措施……”

　　劉坤說：“新員工剛進廠沒多久就出事，說明富士康對他們的人文主義關懷不夠。近一兩個月來，發生一連串突發事故，說明我們在管理上出現了問題。”

　　劉坤介紹，富士康也開始重視員工的心理異常波動，并為此展開了針對員工心理干預的措施。但是，僅有企業自身的心理援助體系是明顯不夠的。孫淇告訴記者，心理治療領域一般都是以不求助不治療為原則。因為只有當有人發出求助信號后，進行心理救助才有效。

　　深圳市社科院長樂正也告訴記者，富士康作為一個企業，很難承擔社會、政府應盡的責任。富士康上班時可以管著你，下班后就不管了。在當下這種完全競爭社會下，必須明確，在發生這類事件中，第二責任主體是誰？

　　樂正認為，地震災情發生后，馬上有社會援助組織等社會資源介入，而且是在第一時間內。富士康發生跳樓事件后，還沒有一個社會組織能夠介入，實際上，整個社會對目前事件中的員工心理、生活的關注還存在很大的空白。政府應該出面委托一家專業的機構進行專題調研，或者另行安排一個獨立的調查機構，對此進行專項調查，提出整改意見。

　　孫淇表示，事件發生后，她已經和幾個同行商量過，如果有可能，他們愿意作為社會援助組織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