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九連跳”引發了一場關于自殺問題和企業責任的社會對話。在這場對話中，媒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媒體的報道推動了整個對話機制。

　　自殺行為因為其個人性和非強迫性而不能找到直接負責人，然而，自殺這一社會現象背后卻隱藏著眾多的隱形負責人。個人的原因千差萬別，人們卻普遍認為，自殺行為頻發是社會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也就是說，一次看似偶然和隨意的自殺是長時間的綜合的結果，極有可能與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成長經歷等各種因素有關。既然知道這一原因是長期的，然而人們卻傾向于將這一問題的解決短期化。我們是否可以作這樣一個假設，假如富士康的某位主管領導受不了輿論壓力也選擇自殺，那么，誰又是謀殺者？

　　在富士康“九連跳”事件中，看上去媒體似乎主導了此次對話，但少有人注意這場事件中的“缺場者”。我們看到，中國類似于富士康這樣的企業成千上萬，但卻少有企業家階層出現在這一對話中，比富士康更“血汗”的工廠企業隱藏在更深夜幕之下。而在這一對話中，我們同樣看到了政府的不置一詞，仿佛這只是企業的事情。同時，我們還注意到這一對話中的大眾，他們在各種網頁中留下自己對無良企業的痛罵，然而，他們并沒有參與對話，只是在圍觀。

　　你我會不會是造成那些自殺者自殺的劊子手？這一設問可以被認為可笑，但實際上，我們極有可能都是。農民工面對城市產生的壓抑感和屈辱感很多時候并不與金錢有關，比如，身份問題、尊嚴問題，在那些自殺者的表述里，他們可能只是一句“我厭倦了這個世界”，但別忘了，這個世界就是由你我組成的。我們某一個舉動、某一句言語，都可能成為壓倒他們心理極限的最后一根稻草。從每個個體來說，我們遇到弱勢群體，是投以冷眼還是投以微笑？遇到最普通的農民工，是心懷警惕還是心態開放？對于大眾來說，每個人做一點傷害社會和他人的事情似乎都不算什么，但等到最后成為社會現象的自殺問題出現，又將自己置于道德制高點，仿佛這樣就獲得道德赦免。所有人都可以指責富士康，都可以指責“血汗工廠”，在輿論風暴中，每個人都選擇最安全的話語，殊不知，那些自殺悲劇正是大眾造成的。不是么，無論是工作壓力，還是情感糾葛，還是社會冷暴力，自殺所面臨的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而你我都是社會的一分子。正是我們每個人組成的社會產生的問題才造成社會自殺率的上升。

　　所以，在這場對話中，外部效應最小的方法并不是將所謂的“血汗工廠”一棍子打死，而是耐心推動這一對話機制，將大眾和各種社會階層納入對話體系，進行關于自殺問題的系統反省，少一點兒武斷仲裁。（朱迅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