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前的晚上7點，一名24歲富士康女工從龍華街道水斗新村一出租屋跳樓身亡，成為富士康半年來第八宗員工自殺事件。在對此表示遺憾的同時，富士康已經引入心理專家，對員工進行心理疏導。

　　一個知名企業，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內，卻已有八人縱身一跳，將生命決然拋棄。盡管有專家認為，富士康員工自殺只占十萬分之二三，和目前我國十萬分之十六的自殺率相比還是低的。但是，這里還有另外一種算法，這就是，在同一個單位，在同一個時間段里，選擇同樣一種自殺的方式，富士康究竟排名第幾？這樣的數據，不是也同樣重要，甚至更能說明問題。因為比起全國離散的統計結果來，它更容易找到問題的根源。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說：“當一個人對生存的恐懼大于對死亡的恐懼時，他就會選擇自殺。”而人類對生存的恐懼，莫過于對生活的絕望。或者換句話說，當一個人對現狀或未來徹底失去希望的時候，生存的欲望便蕩然無存，繼而產生自我了斷、逃避現實的極端行為。從這個層面上說，預防自殺首先要剔除產生“絕望”的土壤，而不是請來五臺山的僧人。況且媒體報道，富士康內缺乏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員工關系冷漠，企業對員工的精神生活關注不夠。還有，富士康每天都在加班，平均每天工作10個小時，中間只有1個小時的午飯休息時間，有的部門甚至長期要加班3個小時。經濟危機之后，富士康為了壓縮人力成本，普遍存在一個頂倆的現象。本來上班已經很累、員工精神高度緊張，卻還要防備“陷阱測試”，即在你全神貫注的時候，管理人員從你的桌子上拿走一個部件，如果你沒發現，那就要受到處罰。這樣的“釣魚執法”，讓員工苦不堪言。試想，鋼鐵也會疲勞，何況血肉之軀呢？

　　當然上述曝光，大都來自離職員工，究竟真實情況如何，可惜沒有權威評估。但不妨笨想一下，員工離職之后，不去留戀單位的美好時光，不去感念單位的各種好處，而是心有余悸，再加上市場般的人員流動和員工自殺的現實，總能有一個大概齊的估計。所以，富士康與其請來高僧做法，還不如主動邀請專家會診和政府監督，并依靠工會發揮橋梁紐帶的作用，以此從多個層面切入生活，改善員工生存現狀，讓競爭更加公平、讓人際更加溫情，減少乃至消除員工的絕望情緒。如果不從根子上解決問題，24歲的女工祝某，就不是最后的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