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個月來，富士康科技集團已發生9宗員工跳樓事件，結果7死2傷。年輕的生命轉瞬即逝，令人震驚并扼腕痛惜。悲劇為何一再重演？記者就此對富士康新聞發言人劉坤、墜樓員工生前好友及企業的多位普通員工進行了采訪。

　　主觀客觀誰是主因

　　記者：富士康有9名員工相繼跳樓自殺備受輿論關注。作為這些員工的密切相關者，究竟如何看待悲劇的深層原因？

　　劉坤：除最近一位墜樓員工警方還在調查外，前8位員工的加班記錄和考勤記錄良好，也沒有發現向工會投訴和向“關愛中心”求援的記錄。所以，員工墜樓和企業管理沒有直接關系，我們認為墜樓者主要問題出在自身。

　　曾紅領(第七位墜樓者盧新的工友)：我覺得企業不好可以走人，沒必要在一棵樹上吊死。盧新太要強，因為家里困難，父母借錢供他上學，他常說要賺錢回報父母，想法也很多，但是都不太現實，所以沒有方向感，后來就說總感覺有人在追殺他。我覺得他跳樓還是個人原因。

　　程林(富士康員工)：富士康講的是“速度”和“效率”，在生產線上，員工不能隨意說話、不能接聽手機、無人頂替不能離崗，而且不少基層管理人員態度惡劣，對普通工人很不客氣。一個人如果心理受到創傷、工作上又有壓力，就已經到了崩潰邊緣，再被主管罵，很容易想不開。

　　肖水源(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危機干預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曾赴富士康對墜樓事件進行調研)：通過富士康的案例報告可以判斷，至少一半的自殺者患有精神障礙。但目前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很難形成員工之間相互支持的社會網絡。

　　“血汗工廠”和“圍墻管理”

　　記者：目前外界有不少人指責富士康是“血汗工廠”，工人工作壓力和勞動強度很大；同時人們也注意到，富士康廠區內的軟硬件設施實際上很難滿足數十萬工人的社會需求。這兩者和工人所面臨的精神危機有何關系？

　　劉坤：今年富士康每天有近8000人在招募點排隊，那么多年輕人希望到富士康工作，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廠”，會有那么多人來應聘嗎？

　　另一方面，作為企業，富士康確實難以承擔員工“八小時”之外的功能。富士康希望員工能相互熟悉、相互了解，以宿舍為基本單元來擴展社區交往功能，但這不是短時間可以做到的。42萬人的群體封閉在廠區，雖然企業每年舉辦大量的文體活動，但企業第一目標是生產，很難滿足每個人的情感需求。

　　沈清萍(富士康員工)：廠區里面什么都有，但工作很忙，工余的大多數時間就是睡覺和上網，走出廠區就比較亂，在外面匯款不安全，老聽說有人被搶。附近可以玩的地方比較少，工休的時候要去市區玩，就很遠，結果比上班還要累。

　　劉開明(勞工保護專家、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如果說“血汗工廠”，富士康相比其他的中國工廠，在勞工保護方面并不算差。但是，富士康工作時間長、日常工作技術含量低、機械性重復工作強度大，加上軍事化和科層制的管理風格，容易把人異化為機器，員工內心生理、情感與外部的管理、工作沖突難以化解。

　　富士康“圍墻管理”模式在珠三角、長三角一帶很普遍。這種模式到現在已發展到頂峰，富士康的人口規模相當于一個較大的縣城，但許多社會職責卻是企業無法承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