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調查透視富士康跳樓事件頻發原因：社會轉型期的集體焦慮，企業殘酷生存法則，社會文化配套的缺失，種種現實的矛盾在這家最典型代工企業里滋生集聚，直至引發了一場核聚變

　　據央視《經濟半小時》報道：5月21日凌晨,富士康又一位員工跳樓身亡，而在他之前已經有9個人跳樓,造成7死2傷。一位企業員工跳樓,可能是一個偶然事件,可是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富士康卻接連發生了十連跳,這背后會不會存在什么聯系和共同點,不免讓外界對這家企業產生了疑問。

　　為什么偏偏這家公司如此頻繁出現員工跳樓事件,富士康里面研究隱藏著什么秘密?我們來看看記者的調查。

　　不同的人面對問題，會采取不同的做法。有的人心理素質堅強些，就會處理得比較到位，而有些人心理脆弱，就會選擇比較極端的方式，但是這些年輕的生命就定格在了花季青春，卻是讓人感到痛心。面對接二連三的跳樓事件，作為當事方的富士康集團，究竟應該負起怎樣的責任呢？能不能阻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呢？

　　鏡頭一：

　　24歲快樂男生夢斷富士康

　　2010年5月6日,盧新從陽臺縱身跳下。24歲的盧新,2009年8月進入富士康工作,每月底薪2000元。這個喜歡音樂、曾經參加過湖南快樂男聲比賽的男孩,夢想是能當一位歌手。

　　在廠區外盧新租住的宿舍里，記者發現了幾張工資單：2009年12月,2781元；2010年1月2240元；2010年3月3541元。盧新的基本工資2000元,加上加班費,每月會有兩三千元的收入,在他入職的8個月里，他一共向家里寄過13000元。“我記得第一次發工資的時候,他好像就發了1800元還是1900元,他寄了1500元回去,我感覺到很了不起。”工友說。

　　在盧新生前的博客里,他留下這樣一段話：“為了錢來到公司,可陰差陽錯,沒進研發,來到制造,錢還算多,但是在浪費生命。真的很后悔,現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錯啦,很迷茫。”

　　鏡頭二：

　　每天仍有數千人涌向富士康

　　在富士康公司設置的新員工常年招募點,從早上6時開始,這里就聚集了上千人,盡管5個月內連續發生9起跳樓事件,但是并沒有阻止這些年輕人從四面八方涌向這里。

　　這些應聘的年輕人來自全國各地,他們大多數在朋友的介紹之下來到這里應聘,而他們應聘的這份工作,每個月只是一份剛剛滿足深圳市最低工資900元的普通工作。應聘者說：“包吃包住，又有勞動法作保障，會選擇加班。農村人，在家里都是干農活的，12個小時沒有問題。”

　　招募點的工作人員說，這里每天可以招募兩三千人，最多的時候達到過上萬人。在富士康，80后90后的打工者已經超過85%。富士康龍華園區資深副理萬紅飛稱，現在流動性比較高，尤其是基層員工，統計數據顯示，2004年、2005年每個月只有2%~3%的流失量，而現在增加到4%~5%。

　　鏡頭三：

　　想賺取更多錢就得加班

　　在生產線上最普通的一道工序是貼膠紙：在主板上貼18張膠紙，兩分鐘內完成。每個工人每天要完成220塊這樣的主板，他們每天10個小時的時間，都是在這樣簡單而又重復的工作中度過的。

　　每個工人每天都在重復著同樣的動作。這些工人每天工作8個小時，每個月只能拿到900元的底薪，如果他們想賺取更多的錢，就不得不選擇多加班，不得不選擇放棄自己休閑娛樂的時間，進行簡單而又重復的勞動。

　　富士康員工稱，每天加班兩個小時。要打工的話，平時肯定喜歡多加一點班，多賺一點錢。

　　富士康員工童小燕說，賺的錢里面，加班賺的比重有一半。

　　童小燕說，工作久了，自己也會覺得累，樂觀開朗的她，遇到煩心事或者工作太累的時候，就會聽聽音樂或者跟別人聊聊天，讓自己放松。近期幾起跳樓事件，讓他們既覺得惋惜，又覺得不理解。

　　殘酷企業機制易致心理問題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沒有一個合適的機制讓這種問題得到一個舒緩，把自己從一個機器人、一個賺錢工具變回一個人，那可就會有心理、生理等各方面問題出現，就會發生極端事件。”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工人是被機器挾持的，進而變成了機器。如果一個工人做一個簡單重復的工作10個小時，我們知道人會有七情六欲，一旦七情六欲被壓抑下來，我們在心理、生理上都會有高度緊張，最后有沖突爆發。”

　　富士康作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自1988年在深圳建廠以來，員工人數從1996年的9000人，增加到2009年74.8萬人，2010年更是達到了80萬人的從業大軍。作為全球代工之王，他們財富的創造者恰恰是這80萬年輕人。

　　劉開明認為，這些年輕人邁入社會踏出第一步之后，就迎面遇上了一堵墻，“而我們所有的機制都是排斥他們的，我們所有的聲音都是告訴他們，你們是打工的，你們不屬于這里，所有信息對他們都是不利的，所有東西融合在一起，就加劇了他們的這種困境。這種矛盾沒辦法解決、克服的時候，那么脆弱一點的人，就會選擇自殺的形式，來克服這種困難。”劉開明說。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我們很難說到底誰是壓死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很復雜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是我覺得我們不能把原因歸咎于他們自己，因為他們很多在16歲~19歲，他們心智還沒有成熟，就過早地踏入這個社會，承擔起為我們國家、為企業、為富士康這種大企業創造財富的重任。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社會應該承擔最大的責任，我們的政府應該承擔最多的責任。”

　　結語

　　如果孤立地看富士康十連跳事件，很容易會被歸結到員工個人的身上，畢竟和幾十萬員工的總數相比，十個人是微不足道的數字，但是當這十個年輕人縱身一躍的時候，其實他們的身后存在著許多無形的推手，富士康里的這些年輕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實際上是經濟社會所付出的一種代價，幫他們卸掉這些負擔，企業的責任不容推卸，政府和社會也有一份應盡的義務。如果漠視這些無形的社會成本，任何經濟發展都換不回真正的幸福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