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20日電 早前，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表示將在有生之年扭轉雙語教學的失誤，即改“死記”為重興趣培養。新加坡《聯合早報》20日發表文章，作者以自身在新加坡高校中文系任教經驗，及學習雙語的體會，認為新加坡在華文教育上的失敗。文章說，雙語政策的確是走錯了方向，但問題并不出在高估了學生同時掌握雙語的能力，而恰恰是在華文學習方面，太過“縱容”學生。

　　文章摘錄如下：

　　據報章報道，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認為政府早年在推行雙語政策時走錯了方向，那是因為他錯誤地以為，只要智力相同，人們就能學好兩種語文。

　　其實在新加坡，即使不是每個人都能精通雙語，能學好兩種語文的人為數并不少。根據個人的觀察，在我們這一代受過大專教育的人當中，精通華文的人一般也能自如地使用英文，但精通英文的人卻往往無法有效使用華文。

　　我們的雙語政策的確是走錯了方向，但我認為問題并不出在我們高估了學生同時掌握雙語的能力，而恰恰是我們在華文的學習方面，太過“縱容”學生，太過為他們“著想”。

　　李資政經常以他學習華文的經歷作為例子，說明一個人不可能同時精通兩種語言，那我也想談談自己學習雙語的經歷。我的華文程度和李資政的英文程度一樣，都達到母語的水平，但我相信我的英文程度應該比李資政的華文程度高。雖然不管是口語還是書面語，我的英文還存在瑕疵，但在日常的溝通之外，我還能用英語授課，能用英語發表演講和與西方學者討論高深的學問，也能用英文出版學術專著。

　　這絕不是因為我比李資政聰明，也不是因為我對英文有多熱愛；相反的，因為家庭環境的關系，我從小對學習英文就有強烈的排斥心理，總覺得自己身為華人，為什么需要被迫去掌握一種不屬于自己的語言。但在我們的教育體制下，不管你喜不喜歡，英文水平跟不上體制的要求，就隨時會被淘汰。現實就是這么殘酷，容不得你選擇。

　　記得求學的時候，上英文課是一項苦差，幾乎把上學的樂趣消磨殆盡。李資政說，雙語政策所犯的其中一個錯誤是沒考慮到講英語學生的心理，但一直以來，我們的英文教育也從來沒有考慮到講華語學生的心理。不過現在回過頭去，我反而感激我們的教育體制不但沒有縱容我，還不斷設立更高的標準，讓我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但為了生存，還是不得不設法達讓自己的英文達到不斷提高的要求。

　　正因為如此，我才能夠打下一定的基礎，讓英文成為今天發展事業的一大助力。可以想像，如果當年的教育體制對我們這群討厭英文的講華語學生特別“關愛”，處處為我們“著想”，只要我們一覺得困難就降低程度來迎合我們，那我自然會產生一種僥幸的心理，更不可能會認真學習英文，等到日后真正需要使用英文的時候，就會陷入“書到用時方恨少”的窘境。

　　這正是我們的語文政策的最大錯誤。和李資政的認知相反，我們的雙語教育，從來就不曾假設一般人都能同時學好雙語。當年除了在少數的幾所特選中學，華文都是被當成第二語文來教授的。即使后來在更多的學校開設了所謂的高級華文，其程度之低落仍然是有目共睹的。

　　李資政說，目前的挑戰是通過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的方法，讓他們喜歡上這門語文，并在學生身上打下一定的華文基礎，讓他們日后如果到了中國等需要使用華文的地方工作，即使一時生疏，很快就能重新掌握。

　　這話固然沒錯，但我們的華文教育，是否真能為學生打下一定的基礎？我曾在《特選中學計劃成功了嗎？》(2007年8月8日《聯合早報》言論版)一文中舉出血淋淋的例子，說明如果我們以為我們目前對學生的華文水平的要求，就能為他們打下一定的基礎，無疑是在自欺欺人，更遑論繼續顧及學生怕難的心理，進一步降低要求。

　　“取法于上，僅得為中；取法于中，故為其下”，這句話說明的道理顯然是不難理解的。

　　利用富有創意的教學方式提高學生對華文的興趣當然非常值得鼓勵，但我們的錯誤，就在于以為降低要求是提高學生學習熱忱的先決條件。從第二語文到華文B、到用英語教華文、到只需認字不必寫字，這樣一步步退讓，也許當下能討好學生，但等到學生日后需要運用華文的時候，他們是會恨我們耽誤了他們的。

　　李資政還舉出美國第二代中國人未必能學好華文作為例子，說明要學好一種語文必須先從抓住學生的興趣開始。但我們的社會和美國其實存在明顯的差異。美國華人學習華文缺乏有利的環境，而我們的學生即使出生在講英語的家庭，在生活中，從日常的交談到流行歌曲到影視節目到報刊讀物，還是不缺乏接觸華文的機會。新加坡社會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讓學生不管是出生在講哪一種語言的家庭，都能隨時隨地接觸雙語。重要的是，我們不要通過錯誤的教育政策人為地去摧毀這樣的環境，把新加坡變成一單語的社會。

　　我們常說，教育乃百年大業，肩負為國家培育英材重任的我們，能不慎思謹行？(王昌偉，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