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中國，改革是件微妙、復雜的事情。有些改革一開始驚天動地，末了卻默默流產了。你這三年來推行“新政”，為什么還能取得不錯的效果？

　　盧天健：第一，離不開教育部和學校的支持；第二，改革一定要結合中國的國情。從劍橋回來，不等于就可以高高在上，把國外的理念拿過來生搬硬套。每一項改革開始之前，我先是逐一跟各院系的老師談，把問題分析透徹，把利弊得失拿到桌面上，透明的文化有利于改革的推行。我改革的步驟，也分階段，一年觸動一部分人，一年改變了25%，四年就是100%，以迂回的方式慢慢朝目標推進。

　　共 榮

　　記者：17年的留學生涯，17年的四海漂蓬，讓你感受最深的一點是什么？

　　盧天健：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如今我們這些海外學子，明顯地感覺到老外的目光不一樣了，是全方位的，有人抨擊，有人中性，也有人能作正面的報道。以前不行，以前做留學生時，經常覺得很窩火。1987年，我獲得了去香港大學讀書的機會，一過羅湖口岸，就傻眼了，那時的香港，不知比內地繁華多少，我在內地一個月的工資才70多塊錢，這點工資哪夠生活？有時還得“啃老”。但一到香港大學，每月光獎學金就有4000港幣，住宿加吃飯，只需花800元，多的錢全部存起來，幾個月后一回家，所有的大件，彩電、冰箱、收錄機，全買了，親戚朋友非常羨慕。內地與香港、與世界的反差可見一斑。

　　記者：受到過傷害嗎？

　　盧天健：當然。當時香港人對大陸人有個形象的稱呼，“大陸老表”，老表就是“土”的代名詞，從穿著、發型、言談舉止到思維觀念。

　　我就讀于香港大學，這所大學是香港地區最好的大學，培養的是未來的精英階層。但只要我一出門，一張口，他們就知道，哦，老表來了。對待老表，店員的態度很冷淡，明明聽得懂你說什么，卻故意不提供服務。這有點像《Pretty Woman》里的朱麗婭·羅伯茨，她演的風塵女去高檔商場購物時，遭到了店員們的冷遇。

　　記者：你想了什么招？肯定不會束手無策。

　　盧天健：后來我想，你們不是瞧不起人嗎？我就講英語，我一講英語，他們就糊涂了，不知道你是臺灣人或是華僑，至少，大陸老表怎么能講英語呢？他們的態度馬上轉變了。

　　但去年我去香港，就感受到鮮明的變化，我正大光明地走進去，介紹自己是大陸來的，人家的笑容照樣親切，服務也很周到。人民幣暢通無阻了，普通話也管用了，很多香港明星主動學說普通話……最近我還接待了好幾批來自英國的客人，他們看中了中國巨大的教育消費市場，要與西安交大合作，尤其是利物浦大學與我們共同成立了西交-利物浦大學，按一本招生，還有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Tom Bell教授全職擔任我校國際表面工程中心主任，這說明什么！說明了祖國在進步，經濟在發展，自然會贏得由衷的認同！

　　記者：從香港大學畢業后，你可以順理成章地找到一份好工作。為什么又要含辛茹苦去哈佛讀博？

　　盧天健：說實話，雖然香港大學在亞洲負有盛名，但在世界范圍內，卻不算頂尖的。揣著西安交大與香港大學的畢業證，我想在美國找到一份正式的教職都很難。這刺激了我，既然你美國人認的是名牌，那我就上一個給你看看，一般的還不去，要去就去最好的學校，師從最好的老師！

　　我給哈佛大學的工程與應用科學系寄去了簡歷和文章。人家不光要了我，還給了全額獎學金。我從此邁入了人生中最辛苦的階段，那時我已經成了家，有了孩子，為了陪我到美國學習，太太做的犧牲也很大，她辭去一份安逸的工作，從餐館的服務生做起，吃了不少苦。

　　家庭的壓力，使我不敢優哉游哉。五六年的課程，我決心在兩年半內讀完！接下來的歲月變得很瘋狂，哈佛的壓力，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難度高，進度快，老師的架勢簡直是“你們肯定都學過了”，一兩次課下來，一本書就沒了。他考試的方式也很絕，開卷考試，布置三道題， “相信你們都是自覺的，不會互相交流，一個星期以后，把答卷交到我辦公室來。”三道題做一個禮拜？但是哎喲，真的要做一個禮拜。有的人為了做這三道題，把睡袋都搬到辦公室，通宵趕工。不敢不拼命，哈佛規定， 12門課的平均成績，必須達到B+以上，否則就沒有資格再念了。我們幾乎把圖書館翻了個遍，才磕磕巴巴地做出這三道題。后來才知道，其中有一道，就是他前幾年的一個博士生寫的博士論文，一篇博士論文得做幾年啊！

　　就這樣，一邊學習、考試、做論文，一邊照看孩子， 兩年半之后，我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完成了學業，獲得了碩士和博士兩個學位。我的導師J.W. Hutchinson教授，美國科學院、工程院、藝術和科學院三院院士，力學界的泰斗，樂呵呵地拍著我的肩膀說：“天健，你現在的學問已經可以讓你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工作啦！”

　　實 踐

　　記者：說起你在美國的經歷，有一段不能不提。那就是你在南伊利諾州立大學機械工程系任教期間，與麥道公司合作，解決了飛鳥撞擊戰斗機駕駛窗的課題。這是項了不起的成就。很想知道你是怎么解決的。

　　盧天健：其實我也不是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是他們的一個工程師找到了我，“盧，你是做斷裂研究的，有沒有可能解決這方面的一部分問題？”具體來說，就是飛鳥撞到有機玻璃后，有可能會產生一些裂紋，裂紋的大小，與飛機的速度有關系，和鳥的質量也有關系。

　　我的工作，就是建立一個模型，對各種各樣的數據進行分析，計算什么樣的鳥撞上來什么樣的速度，有可能產生毀滅性的破壞，供麥道公司的飛機設計師在設計或維修時參考。

　　記者：這次的成功，對你的啟示是什么？

　　盧天健：那以后，我樹立了一種研究的風格，就是任何問題都要和工程實踐相結合。在劍橋期間，我積極與政府以及工業界、軍工界合作，爭取了幾千萬元經費推動科研工作。主持過英國、美國海軍和歐盟的大型科研項目，如時速超過100公里的大型艦船的先進材料設計、工程裝備的可靠性評估、大型計算機散熱控制、航空發動機降噪技術等理論和應用問題。

　　回國后，我常常跟國內的同行、學生們說，我們一定不能懸在半空中，一定要關注國家的發展，把科研項目與國家的實際需求相結合。比如，我們正在研究的“超輕多孔金屬材料”，作為一種新穎多功能材料，將來會在航空、航天、航海、汽車、高檔機床等高能耗、高新技術領域方面，具有廣泛應用前景。

　　核 心

　　記者：問個實際的問題，與劍橋相比，您的年薪是降了還是漲了？

　　盧天健：降了。不光是降了，我可以這么說，比我在國外的工資要少一大截。另外，我現在的工資，是合同制的，有效期四年，四年(副校長)任期滿了以后，還不知道多少呢！

　　記者：那你覺得“虧”嗎？

　　盧天健：(笑)有一點不平衡，我在國外拿的是高薪，這個高薪是終身的，我去世之后，退休金將由我太太繼續享用，從經濟的這個角度說，我不知道“虧”了多少；但我認了。因為我的人生價值在祖國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這個國家就是我的國家，我做的任何一件事，都與她息息相關。

　　我曾有機會獲得英國和美國國籍，但最后放棄了，為什么？因為午夜夢回時，一個問題時常縈繞心間：為什么我還在英國？為什么不回去？我現在才不去想“為什么我在中國呢”這個問題，回來的時間越長，就覺得祖國的吸引力越大。

　　記者：我們一直在強調“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你認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最值得我們去把握的核心是什么？

　　盧天健：越是一流大學，越崇尚學術無上的自由，就像我這個名字所隱含的那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因為時局的變換改變自己的操守，不因社會風氣的流變更迭辦學理念，不因世俗的左右改變運行軌跡。

　　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必須要有世界一流的大學。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就要：1.認準自己的辦學理念和價值追求，把握世界潮流，建設互相交融、綜合優勢明顯的學科體系；2.不追求校舍和人數，提供崇尚真理、講求科學的寬松學術氛圍，提供一流的教學和研究設施，匯聚卓越的人才和來自各地的自由思想者；3.營造多姿多彩并富有個性的大學文化，鼓勵不同學術見解、不同學術流派的研究，推動世界各國文化的交流；4.注重對學生思想、品質的關心和培養，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清晰的頭腦、想象力和創造力等個人成功所必備的品質；5.明確大學是非贏利性教育機構，倡導獨立、完整的大學精神，不以賺錢為目的；6.服務于社會并不斷調整自身以回應社會不斷變化的需求，不斷提升學校的社會作用和影響力。有了大師級的人物，有了各領域的杰出人才，好的學生、好的項目也會隨之而來，學校將走向良性運轉的軌道，教育也將真正為國家、為民族的千秋大業服務。(作者：李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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