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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多月前，中日關系還處于“解凍”初期，現(xiàn)在似乎已進入“春暖花開”的階段了。事態(tài)的發(fā)展，確實給人以瞬息萬變的感觸。韓國《朝鮮日報》甚至以《中日關系撥開云霧見月明》為題，來形容當前的中日關系變化。作為現(xiàn)狀分析，它有一定的準確性，但作為長期觀察標準，則有過度樂觀的危險。
中日關系為何會有如此峰回路轉的變化？
一、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他上臺選擇第一個出訪國為中國，以言行一致來證明他重視日中關系，也證明他有改善雙方關系的“誠意”。
二、安倍不像其前任小泉首相總采取過橋抽板策略，不僅再三邀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日本，還充分利用國際外交舞臺、各種的首腦峰會，設法與中國首腦進行直接會談，既鞏固了中日首腦外交體制，也彌補和深化了中日關系的修補工作。
三、安倍將靖國神社問題“曖昧化”加以擱置，就是不繼續(xù)執(zhí)行小泉制定的恢復國家神道地位的政策，從而擺脫了日本的外交困境。
由于安倍采取了權宜之計，蘊藏了極右的政治特質，使他能夠對亞洲施展“戰(zhàn)略外交”。正如他的“破冰之旅”帶來的效果，不僅修補了瀕臨破裂的中日關系，也恢復了日韓的正常外交往來。
首腦外交是日本戰(zhàn)略外交的重心，而自10月8日中日首腦恢復會晤以來，接著又在11月18日越南河內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進行了會晤。兩國首腦如此頻繁會晤，跟小泉時代的“拒絕往來”情況相比，確實有天淵之別。何況，中日外交當局正在具體安排明年春天胡錦濤的訪日行程。12月，東亞峰會在菲律賓宿務舉行時，安倍同樣可以會見中國總理溫家寶，顯示中日首腦外交不僅已全面恢復，中日外交關系也已經步入了正常化軌道。
防止中日關系再被破壞
中日關系的正常化，不僅為安倍政權的成立和發(fā)展確立了良好基礎，也為日本的亞洲外交重新注入了活力。《朝日新聞》11月21日以《重視日中關系改善的潮流》為題發(fā)表社論說，10月北京會談同意以大局為重，確立朝向互利的“戰(zhàn)略互惠關系”，而河內會晤又同意，設立有關經濟發(fā)展和能源合作的部長級會議，這便是其具體成就之一。
社論說，中國是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重要的投資對象國。作為兩個石油消費大國，不能只著眼于摩擦而忘記相互合作。在能源分野的合作，無疑是構筑互惠關系的第一步。既然兩國外長已同意，要將象征兩國對立的東海油田問題朝向共同開發(fā)的方向轉化，這是個值得期待的發(fā)展。曾經引發(fā)嚴重對立的歷史認識問題，也決定通過有識者的共同研究來加深理解。甚至陷入停頓的日中防衛(wèi)交流，也將重新出發(fā)。安倍首相對參拜靖國神社問題采取了慎重的態(tài)度，更是彼此關系好轉的主要原因。在北京會談期間，安倍說“此問題會變成外交、政治問題，因而將不明言是否前往參拜”。承認它會影響外交關系，這是他與前首相小泉的不同之處。
《每日新聞》則報道，在改善日中關系的基礎上，中國還會阻止采取“曖昧戰(zhàn)略”的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因為，胡錦濤主席在18日的日中首腦會談中強調，兩國領導人有責任從戰(zhàn)略和全局高度牢牢把握兩國關系發(fā)展的正確方向。
《讀賣新聞》則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說，中國的最大不安，還是擔憂安倍首相會參拜靖國神社。為了避免出現(xiàn)這種事態(tài)，中方的策略是，除了首腦的交流，還將通過各領域的磋商，制造出參拜變得更加困難的氛圍。
從日本的角度來看，這就是安倍尋求的“實利外交”、“互利戰(zhàn)略”。
安倍11月15日在東京首相官邸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曾說，“我不久前訪問中國時，在首腦會談中表示，應將兩國關系變成戰(zhàn)略性互惠關系，從單純的友好階段，構筑立足于面向未來、互利的戰(zhàn)略關系。”
擺脫中日友好“舊思維”？
過去的中日關系，特別是前首相田中與中國重建邦交，簽署友好合作協(xié)議之后，在很長一段時間是合唱“中日友好”的。一是日本年老一代有歷史負債感；二是中國以民族世代友好為目標放棄戰(zhàn)爭賠償；三是中國無條件將千萬名戰(zhàn)爭俘虜和僑民送還日本。因此，“中日友好”一詞不單純是外交辭令，也不純粹是政治口號，而是有特殊歷史實質背景的名詞。但在日本的極右份子看來，這是日本的奇恥大辱，甚至是永遠有負于中國的“歷史牌”。
日本新保守主義者抬頭之后，他們的一貫主張是，對中國應擺脫“中日友好”的舊思維，就是不畏懼摩擦，也不必再顧忌“以怨報德”的指責，對它采取有話直說，有架就吵的“自主外交”。
今年8月，東京舉行第二屆“北京-東京論壇”，當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安倍晉三到場致詞時曾說：“在日中建交后的‘中國熱’中，建立在中國憧憬上的日中關系并不能長久，隨著交流的增加，這是不能避免的現(xiàn)象。怕摩擦也就沒有雙方真正的相互理解。”“要從互相客氣、保持一定距離，如此奢侈的友好，轉變?yōu)檎嬗懻搯栴}、不怕摩擦、通過對話的累積，建立合作伙伴的關系。”
無視東方人的特質
日本新保守主義者不僅嘲笑“中日友好”是鄉(xiāng)愁式的感情外交，還主張應建立起利益共有基礎上的“實利外交”。基于“實利外交”原則，安倍等曾強烈主張要中日關系“政經分離”，就是日中之間即使有歷史的、感情的糾葛、有強烈的爭論，但也不應影響正常的日中經貿活動。
由于小泉政權需要某些理論來修飾其到處碰壁的亞洲外交政策，結果“政經分離論”便告應運而生。安倍走馬上任之后，他主張擱置爭議的實利外交奏效，他現(xiàn)在不僅不再提“政經分離”，還公開贊揚首腦外交的重要，宣稱要大力推動日中關系的發(fā)展，加強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
中日外交關系恢復正常之后，帶來的明顯變化是，日本在亞洲的外交孤立狀態(tài)也在逐步解除。雖然日韓關系也已跟著解凍，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也開始有日本的聲音，但日本扮演的角色還是非常有限。中日關系還是在磨合期，日本的亞洲外交也只能處于調整期，所以還未見日本在國際外交舞臺上有明顯的動作。
日本人現(xiàn)在也搞不清楚，當了首相的安倍到底是“鷹”還是“鴿”，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個有變通性的實用主義者，外交手腕要比小泉圓滑的政治家。中日之間確實有許多共同的利益，無法分割的緊密關系，但是一味尋求“戰(zhàn)略互惠”，會無視東方人對感情對信義的執(zhí)著特性，一旦靖國神社問題、歷史問題、臺灣問題、領土紛爭等等又浮上水面的時候，這種戰(zhàn)略將不能長期維系彼此的關系。總之，中日關系雖然已經解凍，但距離正常還有距離，要真正實現(xiàn)中日友好卻更加遙遠。
(摘自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作者：黃彬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