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6日電 香港《太陽報》今日刊載評論指，中日在“兩強并列”格局下的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調適，較之當年的德法和解將顯得更為艱難，若能從歐洲的智慧中領悟一些東西，那么本世紀的亞洲之路將可躍過乃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彎路。

　　原文摘錄如下：

　　中國總理溫家寶訪日前夕，對日本媒體發表談話，呼吁安倍晉三不要參拜靖國神社，由此使溫家寶訪日前的中日歷史問題再次引起人們關注。

　　兩強并列調適艱難

　　考察、研究當前中日關系，有幾個看似不同、但其實互有關聯的切入口：一是就中日雙邊關系本身而言，其間包括中日近年歷史上的種種恩恩怨怨，以及當代的種種戰略沖突和未來的潛在利益互動；二是跳出中日關系本身的范疇，將中日關系置于人類歷史長河中的智慧發展階段上予以審視，這些人類智慧的發展階段，相當程度上就包含著歐洲智慧；三是將中日的百年恩怨放到近代中日在亞洲中心的互換天平上，更放到最近五百年東西方秩序的互換，以及在這其中，日本和中國作為亞洲現代化的兩個先后重要國家，既面臨位置和心理調適，同時又面臨思想啟蒙、精神梳理和現代化的艱難過程。

　　以上的三個切入口，不但涉及中日關系的歷史和現實層面，而且也涉及未來處理有關問題的思路；不但涉及中日關系的具體議題，而且也涉及覆蓋具體議題時的整體思路；不但涉及中日兩國面對雙邊關系時的策略和取向，而且更涉及中日兩大民族在崛起期的思想史。

　　中日關系中的矛盾林林總總，但歸納起來無非是歷史、現實和未來三大范疇。中日今天在歷史問題上的分歧，與其說是一個外交問題，不如說更多的是日本民族對自身精神梳理不夠徹底的問題。恰好過去幾十年冷戰格局和中日態勢的不平衡，掩蓋了這一點；但新世紀的中日“兩強并列”格局，使中日雙方都面臨一個極其漫長和艱難的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調適過程。在這過程中，歷史恩怨、現實矛盾和未來疑惑都交織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而戰略手段往往成為最佳的手中武器。

　　必須承認，最近五百年東方衰敗后逐漸崛起的過程中，日本是亞洲現代化的先驅，但它后來犯了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同樣的錯誤，即以武力對外奴役和擴張，其原始根源在于“明治維新”階段日本的思想史出了問題。“明治維新”時的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早年曾為振興大和民族不遺余力吶喊。但當他提出“脫亞入歐”時，“明治維新”階段日本知識分子的迷茫已經可見一斑；一八九五年日本打敗大清帝國時，晚年的福澤諭吉居然激動得熱淚盈眶，這種迷茫更已蛻變為赤裸裸的帝國主義邏輯。

　　二戰后，日本依然未能完成對自身民族精神世界的理性、徹底的梳理。這成為日本在歷史問題上與鄰國不斷發生沖突的終極根源，實際上也阻礙了日本在“正常國家”道路上與他國的良性互動。因此，中日在“兩強并列”格局下的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調適，較之當年的德法和解將顯得更為艱難。

　　吸取德法和解智慧

　　從人類智慧的進程上看，亞洲和歐洲處于兩個不斷的發展階段：雖然歐洲的歷史較亞洲更短，但就過去千年其內部沖突的密集程度而言，歐洲無疑超過亞洲。

　　因此，一九四五年千年烽火連綿之后，歐洲人終于絢爛歸于平淡，認識到只有將民族和國家利益置于地區利益之下，歐洲才能贏得長久的和平。而亞洲地區目前的認知水平，頗為類似上世紀二十年代歐洲的水平，但這不等于本世紀的亞洲要重復歐洲上世紀的路程。

　　相反，若亞洲能從歐洲的智慧中領悟一些東西，那么本世紀的亞洲之路將可躍過乃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