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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一等于二，這是三歲小孩都知道的常識。但是，出生湖南、定居紐約的作曲家譚盾在接受英國《衛報》專訪時，卻以“一加一等于一”這樣頗具哲理性的說法來回答他是如何面對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

　　這一答案后面折射出近20年來全球文化的深刻變遷、中國的崛起，以及包括華人新移民在內的文化人對國際潮流的影響。

　　去年12月21日，耗資300萬美元(約465萬新元)和歷經十年蘊釀的《秦始皇》，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首演。這是該歌劇院120多年歷史中第一次上演中國題材的原創歌劇。

　　該劇由奧斯卡獎獲得者譚盾作曲兼指揮，譚盾與華裔作家哈金(美國書獎得主)編劇，張藝謀執導，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多明戈(Placido Domingo)擔演主角秦始皇。

　　最高票價為2500美元，但九場戲票銷售一空。首演之后，包括《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在內的美國主流媒體大都給予正面評價。據報，《秦始皇》有望成為大都會歌劇院的保留劇目，并可能在世界其他國家的歌劇院上演。

　　東方文化元素與西方主題

　　《秦始皇》的轟動，不僅因為大都會歌劇院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藝術機構，而也由于《秦始皇》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滿了東西文化的水乳交融。

　　譚盾嘗試通過長城和兵馬俑這兩個西方歌劇從未涉及的元素，來探索愛情、歷史、權力、悲劇和希望的本質——這些西方歌劇永恒不變的主題。

　　東西方文化的交融也體現在該劇的表現形式上。它融會了西方傳統歌劇和川劇、京劇、秦腔等劇種的精髓，既保留了西洋歌劇的發聲方式，但依然可以聽出民歌的轉調與戲曲的聲腔。

　　譚盾是大都會歌劇院歷史上第六位委約作曲家，他試圖讓作品兼具“陽春白雪”及“下里巴人”的境界，并指出電影和歌劇本就是一對天生的兄弟。

　　“歌劇就是原始的電影。瓦格納、普契尼創造了一種移動的聲音的文化。張藝謀也是如此，他拍攝電影的手法帶有很強的歌劇色彩，他所做的就是讓電影回歸歌劇，或者說讓歌劇升格為電影。”

　　東西方文化交匯的沖擊也體現在演員身上。12月21日恰好是多明戈66周歲生日，而秦始皇也是多明戈在大都會歌劇院數十年演藝生涯中第一個原創性的歌劇角色。

　　在演出結束之后舉行的首演慶功會上，他深有感觸地說：“我習慣了唱西方歌劇，用譚盾創作的音樂扮演中國皇帝確實非常難。在排練過程中，譚盾給我看中國書法、水墨畫，張藝謀給我講中國歷史故事、示范京劇唱腔，使我了解了豐富的中國文化。”

　　超越東西方的“第三文化”

　　1924年英國詩人吉卜林寫道，“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它們永不交匯”。直到20世紀末，美國學者亨廷頓仍然認為東西方文明的差異是當代世界沖突的根源。

　　中國翻譯家傅雷也曾說：“東方人與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綜合，重歸納，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細微曲折，挖掘惟恐不盡，描寫惟恐不周。此兩種Mentalities 彼此殊難融合交流。”

　　譚盾的成功事例表明，東西方文化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其實，那些真正能夠獲得國際性聲譽的華裔藝術家大都是能夠深入體察東西方文化并超越這種差異的人。

　　傅雷之子傅聰對唐詩爛漫情懷的體察，無疑有助于他對蕭邦鋼琴曲的演繹。李安如果沒有對西方文化和社會的透徹了解，肯定無法進入奧斯汀的世界和當代美國中產階級的心靈，從而拍出《感性與理性》或《暴風雪》的電影。

　　文化研究學者認為，對民族國家文化和東西方文化的理解和超越，構成了深具創造性的“第三文化”的基礎和主要特征。它不屬于某個國家和民族或東方與西方，而是在融合與創新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

　　譚盾對《衛報》表示，東西方之間并沒有截然不同的界限，他自己正得益于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在此基礎上的創新：“你可能將巧克力和香料放一起做成一道新菜，但如果這道菜中的巧克力仍是巧克力的味道，香料仍是香料的味道，對我來說就沒有太大興趣了。人們只會稱贊我是一個勇敢的廚師，除此之外，再無其他。而我想要得到的卻是一種全新的味道，一種既不是巧克力也不是香料的味道。”

　　因此，譚盾的一加一所得出的一是個全新的元素，而非前二者簡單的綜合。

　　第三文化的出現不僅挑戰了傳統的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也令人反思中國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

　　“雜種”被認為是中文中最臟的十大詞匯之一。它其實反映了人們對純粹、純種的推崇，但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互為交織的時代，這已變得越來越不可能；當代文化的創意經常來自“雜種”的較為文雅的別稱——混雜性(Hybridity)，而它已成為一個褒義詞。　　　

　　文化創新的外在氛圍

　　當然，能夠超越東西方文化并進而創新的人畢竟只是少數。他們不僅通曉雙語和雙文化，并且具備了世界的眼光。在構思《秦始皇》的頭四年中，譚盾完全沉浸在西方歌劇之中，聆聽了所有重要的歌劇作品，同時觀看了這段時間里在大都會上演的幾乎每一場歌劇演出。

　　譚盾說秦始皇自認是天下的皇帝，而他本人自己則要做“天下的作曲家”。他告訴美國記者，“我是一個中國版的馬可•波羅。我來自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國度，然后在這里又接觸到了一種傳統。我讓兩種不同的文化進行融合、擁抱。”

　　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從電影、音樂到美術的全面發展，除了個人的天賦和努力之外，有利的大環境也不可或缺。1950年代至1980年代冷戰和中國的封閉極大地限制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到了20世紀末之后，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它在國際上的崛起使其文化的影響力呈現出明顯的同步增長；世界各國對中華文明的興趣亦大為加強。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全球性的資本、人口、和觀念急劇移動的時代。目前世界上有1億6000萬人居住在他們的出生國之外。1978年之后移居海外的數百萬中國大陸新移民，正是這一國際性移民浪潮的組成部分。

　　與此前的華人移民大都是勞工或商人有所不同，新移民中有相當一部分在西方接受正規教育(譚盾獲得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對西方文化有貼切的了解。

　　當然，相關機構的支持不可或缺。十年前的譚盾并沒有今天的卓著聲譽，當大都會歌劇院藝術總監列文(James Levine)決定邀譚盾時并為此投入巨資時，他說這是大都會所做過“最冒險”的事。但是他同時指出，“這個東西方結合的產物，會最令人興奮”。

　　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作者：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