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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中央電視臺播出的12集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引起了媒體的熱評。從普及世界歷史知識的角度看，此片的主創人員做了可貴的探索。其中無論是對經濟政治制度變革的描述還是對人文科技進步的闡釋都對今天的中國人有著一定的啟發作用。但是，如果誤以為西方大國的崛起之路也是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那就大錯特錯，這恐怕也違背了此片在中國國家電視臺得以播出的主旨。

　　筆者認為：走向并完成工業化(包括信息化)，是中國實現現代化達到民族復興躋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然趨勢，這也是百多年一切仁人志士懷抱的宏偉理想。這個大的趨勢，這個民主、科學、富民、強國的歷史性選擇是與世界上一切大國的歷史選擇相一致的。但是，在實現這些目標的道路與模式選擇上，由于地緣政治、歷史、文化以及時代上的不同，決定了今日中國的發展與崛起與西方大國(包括日本)的崛起之路有著截然不同的特色與特點。

　　第一，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說，處在溫帶、大河(黃河長江)流域以及西抵高原東至海洋的自然環境之中，使中華民族從整體來看自古就沒有強烈的領土擴張欲。加上土地遼闊、物產豐富、水源充足、四季有序等特點，作為一個主要以農耕為主的民族逐步形成了自足意識與內斂性格。作為統一的國家而論，它的生存與活力也主要來自一種自然經濟的“內循環”。這種生存環境與西方(包括日本)游牧漁獵民族所處的半島島嶼及多山臨海的自然環境完全不同，因而也被中外學者稱作“超穩定性”，由此衍生的中華民族的國家性格又反過來成為維護這種超穩定社會的精神屏障。一句話，中華民族的生存環境導致了她沒有開疆拓土的原發性沖動。

　　第二，從傳統文化的角度說，有兩點也決定了歷史上的中華民族雖始終處在世界歷史上的大國地位，但并不具有強烈的領土擴張欲。其一是中華文明圈的傳統；其二是中華文化中的泛神和多神的傳統。在中國古代儒家政治理念中，中華文明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是文明中心與未開發地帶(即所謂的番國和蠻夷)的關系，是中華文明的環狀擴散，而不是近代以來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因此，也就沒有更多的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延續千年的“朝貢”“納貢”現象與中央政府向邊遠和周邊地區派遣使者的定制就是這種文明中心論的制度化體現。另外，中華民族與其它民族在精神世界上還有一個顯著的區別，那就是它沒有統一的宗教觀因而也就沒有形成單一宗教。中國人精神崇拜中的泛神、多神與無神幾乎并行不悖，而且對世界上所有宗教(包括源自本土的道教)都能兼收并蓄，這也就從根本上清除了西方大國在崛起時出現的宗教狂熱并借此發動消滅異教戰爭的土壤。要知道，狂熱的宗教傳播與西方大國的海外殖民活動曾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后者的屢屢得手往往借助于前者傳教事業的推波助瀾！

　　中國不會走與西方大國崛起的相同路徑以及她的崛起不構成對世界的威脅，其原因之三是時代的大變遷。與英法崛起相對滯后的德國與日本之所以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其根本原因就是要重新劃分勢力范圍，換句話說，就是要爭奪原料產地、投資場所和廉價勞動力。然而，當世界跨入二十一世紀，當工業化發達國家在高科技的推動下進入信息化時期，當蘇聯美國各自為首的兩大集團的冷戰狀況消失對立割裂的兩大市場得以統一之后，當世界的經濟金融活動更多地是以跨國公司的組織形式出現時，當經濟的全球化(不管我們對其喜歡或不喜歡)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時，當像WTO這類的國際經濟金融資源組織已經使非國界經濟活動越來越普遍化經常化的時候，一切的一切都發生了變化！

　　事實上，中國政府曾多次向世界表示的要走和平發展道路決心，以及建立和諧世界實現互利互榮的外交政策，這決不僅僅是一種禮義之邦的道德體現，而且具有深刻的歷史文化內涵，顯示了中國領導人對中國國情與國際趨勢有著清醒的判斷，也體現了新一代中國人開闊的國際視野、準確的現實態度和可貴的歷史縱深感。

　　一句話：中國的崛起不是西方大國崛起的翻版，中國的發展拒絕劍與火！

　　(摘自香港《大公報》，有刪節；作者：秦曉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