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27日電　法國《歐洲時報》2月27日刊發題為《失了道義 世界還剩下什么？》文章說，經濟危機肇始于資本主義的道義危機。失了道義的世界，是沒有希望的世界。此次追寶官司敗訴與獸首拍賣，展現的正是非法占有他國之國寶的國家、非法流失文物之拍賣行、非法流失文物之合法擁有者，集體面對基本道義的尷尬與危機。

　　文章摘錄如下：

　　25日晚，兩件牽動炎黃子孫情感的圓明園獸首，最終以2800萬歐元的天價，在一場舉世矚目的“世紀拍賣會”上，再次易主。盡管此前關于這兩尊獸首流拍與否的猜測，至此塵埃落定，但中國人海外追寶，最終追回自己尊嚴的歷程，也許剛剛起步。

　　眾所周知：在現代文明社會，堂而皇之地叫賣一件殖民侵略者的戰利品，既有違起碼的道義良心，也有悖聯合國制定的有關國際公約；更不用說這兩件文物因其與8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暴行的密切關系，在中華民族歷史傷口上的象征意義。

　　眾所周知：在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并劫掠了包括獸首在內的大量珍貴文物的次年，法國文豪雨果喊出這樣一句名言：“有一天，兩個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強盜大肆劫掠，另一個強盜縱火焚燒。……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這位在法國家喻戶曉受人尊敬的人道主義者，希望法國有朝一日能“把這些贓物歸還被劫掠的中國”。 這一善良的期望，言猶在耳。

　　眾所周知：很多當年因殖民或是戰爭，各國非法流失文物的合法擁有者，都因使其完璧歸趙而名垂史冊。這堪稱是某種撫慰他民族之情感、傷痛的慈善事業。

　　但即使有這樣多的“眾所周知”，此次圍繞“索寶”的全過程，每一個故事都給了我們“眾所不知”的答案。

　　我們沒有在這一事件的任何一方當事人的臉上，看到對道義的足夠關注、絲毫的歉意與不安。整個海內外中國人要求歸還國寶、訴諸法律、最后毫無懸念地敗訴的過程說明：無論是獸首的法國擁有者，還是聲稱贊成非法流失文物物歸其主的佳士得拍賣行，抑或是被牽扯進官司的政府代表律師，都從未認可中國人追討非法流失國寶行動的正義性；都對一個法國民間組織狀告包括法國文化部在內的訴訟資格表示了嘲笑與輕蔑，甚至要求對其予以懲罰；都對中國律師與此地華人律師“不知天高地厚”的“擅自興訟”嗤之以鼻。

　　本來，中國人都以為，法國法庭會以“擁有者的合法性、拍賣行經營合法性”為理由，否決原告的停拍訴求。這也許是原告可以接受的敗訴理由：所謂“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判決書的主旨卻讓人大惑不解：即擔任原告方的協會由于“不能代表公眾利益(法文原文：Intérêt général)而不具備原告資格”。但在我們看來原告不管是協會還是個人，其“偷來的搶來的東西不能賣”之訴訟宗旨，代表的恰恰是放之四海皆準的“公眾利益”。這場官司如果不認為這是“公眾利益”，體現出的無疑是對歷史是非之漠視與對善惡道義缺乏起碼的關注。

　　一場官司也許如一場戰爭一樣，遵循的是“勝者王敗者賊”的法則，但我們同時堅信：官司也與戰爭一樣最終必須對正義與非正義作出回答。舍此，越多的大腕律師去解釋繁復的條文與操弄縝密的技術，都將越是遠離文明社會之樸素立法精神。須知：對原告主持正義的訴訟資格的否決，與對當年雨果發言資格的質疑，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就是失了道義。

　　此次鼠首兔首的合法主人，在官司勝訴接受采訪時強調的竟是這樣一句話：“我是受法國法律保護的，中國人說的太可笑了”。我們實在不明白中國人想要回被強盜搶走的東西的愿望，可笑在哪里？

　　在這場追寶官司敗訴之后，部分海內外的中國輿論產生了某種“道義無用論”的論調。認為應該更實際、更有技術、更能善用當地法律之空子以求更有效追寶。但我們以為，海外成百萬件的中國流失文物，哪一件回歸，哪一件還在外面，相對于讓當事人正視歷史、承擔道義責任、殖民者的后人放棄殖民主義的傲慢，并非首要任務。重要的是，我們要以此次官司之必然敗訴、國寶之堂皇易主事件所暴露出的“道義缺失”為契機，與篳路藍縷、在法國以保護、歸還中國文物為己任的民間人士站在一起，從留學生散發馬路傳單做起，為我們索寶之正義性鼓與呼，為最終使居住國的相關法律更能體現道義精神而行動。海外華僑華人應該、也有能力在這一任重道遠的歷程中發揮自己的特殊作用。

　　有人認為以道義推動立法進步，是不可能的行動。其實不然。我們應該對此抱有足夠的信心。金融危機的惡果，不斷證明：經濟危機肇始于資本主義的道義危機。失了道義的世界，是沒有希望的世界。當失業者哀鴻遍野，美國華爾街老板仍然分紅200多億，他們違反的并不是法律，而是道義。這樣的法律，全世界不是已經達成共識，要予以修正嗎。

　　海外追寶之意義，不在成敗之間。海外華僑華人應為撫平民族創傷，為討回歷史公道，為推翻強盜邏輯，為結束殖民心態，向世界發出我們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