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看見學生手工制作的那些個大家伙：風能/光能互補發(fā)電機、可以爬坡的坦克、電機故障診斷機，這個59歲的男人才眼睛一亮，臉上現(xiàn)出孩子般的好奇，似乎很想伸手去摸。這之前那些略顯冗長的介紹，并沒有引起他太多興趣。

　　7月5日，朱棣文行走在汕頭大學，頂著一蓬灰白相間的頭發(fā)。

　　“西藏冰川正在以每年1.2米的速度減少。1860年以來最熱的20年中，有19年發(fā)生在1980年之后。2005年可能是1000年來最熱的年份。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是大氣中太多的碳，今后3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將比現(xiàn)在增加3倍以上……”過去的幾個月里，朱棣文一直在講“能源問題：我們該如何解決”。制作精良的幻燈片中，不僅有最近的數(shù)據(jù)及圖表，也有幾年前攝于北京的噴吐黑龍的大煙囪和沙塵暴街景。

　　2004年8月1日，朱棣文離開了任教15年的斯坦福大學物理系，出任美國能源部下屬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主任，領(lǐng)導一個名為“太陽神”的計劃，研究如何利用生物將太陽能轉(zhuǎn)化為能源，即未來的生物燃料。“在我的學術(shù)生涯里，我已經(jīng)很多次改變研究方向。我總是對學習全新的事物充滿興趣。”

　　陶醉于費曼的物理學魔法

　　“我父親朱汝瑾1943年來到美國馬薩諸塞州技術(shù)學院繼續(xù)他的化學工程學業(yè)。兩年后，母親李靜貞到那兒學習經(jīng)濟。1948年我出生，那時父親在華盛頓大學教書。”幼兒園時代的朱棣文喜歡積木、組裝塑料飛機或軍艦模型。小學四年級時，他成天搗鼓那些用途不明的設備，常常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堆滿半成品的金屬支架、細小的螺帽和螺釘，他的目標是：實現(xiàn)零件數(shù)量及尺寸的最佳設計。

　　漸漸地，他的興趣擴展到玩化學。他從午餐費里節(jié)省出一筆錢買材料，跟一位同學用自制火箭做實驗。有一年夏天，他們還檢測出鄰居家的油過酸會使食物喪失營養(yǎng)成分。無疑，朱棣文從小就顯露出動手的天賦。這并沒有給他帶來好分數(shù)。他沒考進常春藤聯(lián)合會的名牌大學，而是進了羅切斯特大學。

　　有兩個重要人物影響了他，一個是高中物理老師托馬斯·米勒，另一個是理查德·費曼。“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米勒先生怎樣介紹物理這門課，怎樣處理一個簡單的問題，比如物體由于重力而以加速度下落。物理要解決的問題不如人文學科來得宏大，但從推測到實驗到觀察，想法可以變成理論，即你可以通過最終的仲裁人——實驗來獲得智慧。”

　　進入大學，朱棣文的求知欲爆發(fā)，而費曼的《物理學講義》開始向他施展魔法。“費曼讓物理看起來如此美麗，他對物理的愛貫穿在書上的每一頁。如果不是他的演講，我肯定會放棄物理。”因為朱棣文的數(shù)學也非常出色，物理和數(shù)學最后折中成一個理論物理的方向。這時候，他的英雄是牛頓、麥克斯韋、愛因斯坦，以及當代偉人費曼、蓋爾曼、楊振寧和李政道。

　　多年之后，朱棣文反思道：“可悲的是，我已經(jīng)忘了米勒先生重要的第一課，忽視了實驗的重要性，我被引導著去相信‘最聰明的’學生變成理論家，而其余人成為實驗人員。”

　　從貝爾實驗室向諾貝爾邁進

　　貝爾實驗室是朱棣文學術(shù)生涯中重要的一站。從1978年秋開始，他在這兒一呆9年。

　　“除了最喜愛的研究，我們沒有義務做任何事，研究科學的喜悅和激動洋溢在大廳里，擁擠的實驗室和辦公室讓我們彼此接近并關(guān)注每個人的進展，熱烈的討論通常在研討會上和午餐會時進行，延續(xù)到網(wǎng)球場和各種聚會，氣氛熱烈得停不下來。”

　　學科交叉和“團隊科學”，是貝爾實驗室文化的一部分，這里陸續(xù)走出了15位諾貝爾獎得主。而他現(xiàn)在所在的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先后有10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朱棣文把他理解的個中奧秘寫在幻燈片上：“個人發(fā)揮天賦；科學方向由集體智慧引導，由熟悉且具有專業(yè)知識的頂尖科學家進行管理；鼓勵大膽的方法，允許失敗，但失敗要很快過去，并且勇往直前。”

　　1983年秋，朱棣文被任命為貝爾實驗室量子電子學部的負責人。設計完一種新型的電子能譜儀后，他與同事阿瑟·阿什金博士和技術(shù)員一起開始了激光冷卻實驗和俘獲原子的一系列實驗，發(fā)明了著名的“激光鑷子”。他精湛的實驗技巧被同行譽為“一種技術(shù)上的雜技表演”。

　　1987年，朱棣文結(jié)束了“各方面幾乎完美”的貝爾實驗室生活，去斯坦福接替一個教職，部分原因是“培養(yǎng)科學后代的愿望變得日益強烈”。朱棣文說，他從學生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他最重要的工作，如完善偏振梯度冷卻的細節(jié)，發(fā)展原子噴泉鐘和原子干涉儀，完成一種基于拉曼脈沖的激光冷卻的新方法，都是在斯坦福與學生一起合作完成的。

　　所以，面對中國大學生，朱棣文說：“要說有什么不足，可能是你們比較恭敬、崇拜權(quán)威。但更重要的是學會批判性地思考，要敢于懷疑前人，像那個剛進哈佛就對校長說‘我跟蹤了幾年您的數(shù)據(jù)，我發(fā)現(xiàn)它們有錯’的一年級新生那樣。人腦不是容器，不是往里填東西，而是要不斷問自己：這東西——也許是家長要求的，也許是老師塞給你的——它對我有意義嗎？這是我成長的體會。”

　　科學家的忠告未必奏效

　　人物周刊：當您演講能源問題，包括供水失調(diào)的時候，太湖邊的兩座城市正在經(jīng)歷因藍藻爆發(fā)引起的自來水污染。對中國而言，您是否認為在討論能源危機之前首先應該討論環(huán)境污染問題？

　　朱棣文：經(jīng)濟發(fā)展帶來許多問題，很多國家在它的發(fā)展史上都經(jīng)歷了：一開始發(fā)展得非常快，然后出現(xiàn)空氣污染、水污染，危害市民。然后他們會說，哦，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就像父母對孩子說：“我曾經(jīng)犯過一個錯，我應該做得更好。”孩子們聽到了，但長大后犯了同樣的錯誤。這樣的事已經(jīng)發(fā)生在1680年的英國、后來的日本，乃至每一個國家。

　　人物周刊：您認為現(xiàn)在科學家對決策者和商人的影響力是在增強，還是在減弱？

　　朱棣文：這要視情況而定。科學家能告訴人們做某些事是不健康或者不明智的，比如吸煙會導致肺癌等嚴重疾病。但政府、商人、公眾并不完全按照科學的方法來辦事。我現(xiàn)在可能對政治決策者有些影響，我也在試著這樣做，比如在能源問題上，我試著向他們解釋，潛在的危險是什么。我只能改變一點點。我只能說這些事情是危險的，你得緩一步。我說的也不是100%正確，可能是75%—80%。你不得不承認這確實很難。科學，是表明事情將會如何發(fā)生。而科學家，我認為他的責任是：告訴人們將要發(fā)生什么。

　　人物周刊：生命過半，對您來說，接下來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朱棣文：(開玩笑)變成一名高爾夫選手？不是啦，我將繼續(xù)我的研究。

　　別把大腦當容器

　　人物周刊：當您獲得諾貝爾獎之后，有沒有跟父母一起回憶您的成長過程，討論一下什么是“好的教育”？

　　朱棣文：是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我非常清楚地記得，大二的時候，做教授的父親對我說：“你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前不許結(jié)婚。”所以這是非常難的一段青年時光，父母在意的是，你要學知識。

　　我哥哥一貫成績非常好，老師和父母都用他來對照、鞭策我，所以曾有兩個月時間，我拒絕去學校。我是我們家庭中學位最少的，我只拿到一個博士學位，他們都有好幾個博士學位。在我要進入大學的時候，我安慰自己得走出杰出家庭的陰影，做一名默默無聞的學生。

　　我一直感激母親，困惑的時候我至少可以跟她溝通。小時候我常常把客廳堆得亂七八糟，自己做發(fā)電機什么的。她從來不說“你得把那些垃圾扔掉”。我想，好的教育應該是讓你自由尋找那些對你有意義的事情，而不是把人腦當成一個容器，往里填東西；好的教育還在于讓人批判性地思考，敢于質(zhì)疑前人，這也是我在中國學生身上發(fā)現(xiàn)不足的地方。

　　人物周刊：能說說您對兩個兒子的教育嗎？

　　朱棣文：一個剛進大學學音樂，做音樂，情歌一類的，我希望他能成功——雖然做音樂很難賺到錢，但那就是生活。另一個輟了學又剛回到學校，他現(xiàn)在想學電子科技。

　　人物周刊：您曾經(jīng)想過要學漢語嗎？

　　朱棣文：兩三年前，我跟妻子說，也許我應該花一些時間去學普通話。但她說：現(xiàn)在不是時候。她的意思是應該把時間用在研究科學或者做別的事上。你知道，中文很深，挺難學的。我們小時候，父母就一直說英語，我們家沒有一本中文書，所有的鄰居也不講漢語。

　　人物周刊：聽說您是古典音樂迷，喜歡哪些？

　　朱棣文：所有的古典音樂。但我是個很糟糕的演奏者，我吹過長號。

　　鏈接

　　朱棣文，1948年出生于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祖籍中國江蘇太倉。1978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完成博士后研究，先后在貝爾實驗室、斯坦福大學物理系工作；2004年8月出任美國能源部下屬的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主任。1993年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97年因發(fā)明了用激光冷卻和俘獲原子的方法，與另兩位科學家共同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李宗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