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八月二十日電 題：華僑華人“歧視標簽”變身“自豪資本”

　　記者 陸春艷

　　“一彈指六剎那，一甲子六十年。”隨著中國從“一窮二白”發展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昔日令華僑華人遭懷疑、被歧視的“中國標簽”，已“變身”為讓他們自豪的“資本”。

　　祖父在“排華”年代靠打“擦邊球”得以留美的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曾表示：“我為我的中國血統自豪，我為我的祖先自豪，我也以華裔為美國的貢獻自豪”。

　　“國運昌、僑務興”。海外華僑華人社會地位的不斷提升，與中國的崛起和僑務政策的調整有不可忽視的聯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丘立本接受本社記者專訪時指出，“六十年間，中國歷屆領導人都高度重視僑務工作。”

　　“落地生根”消除歧見

　　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就提出“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的華僑”。這不僅概括了當時的僑務政策，也成為新中國制定僑務政策的基本依據。

　　中國社會科學院海外華人研究中心研究員曾少聰說，新中國成立初期，部分國家對中國僑民存有戒心、疑慮，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多次在外交場合強調，要嚴格區分華僑華人的國籍界限，“不搞雙重國籍”，以改善中國與華人住在國關系，創造有利于僑胞在當地生存發展的環境。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等國簽署《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由此，海外華僑華人開始了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社會心理轉型。

　　“短短幾十年，上千萬人口脫離原籍加入別國國籍，這在世界移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丘立本指出，入籍消除了當地人對華人的疑慮，在效忠當地國家的同時，華人可以享有居住國公民權利。

　　一九六五年由于印度尼西亞國內政治變化引發大規模排華浪潮，許多無辜華僑受到迫害。對此，中國外交部一面嚴正抗議，一面派出船只護送僑胞返回國內。曾少聰認為，這一義舉既維護了中國的尊嚴，又保護了中國僑民的正當權益。

　　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

　　“文革”時期，僑務機構被撤，“海外關系”一度成為避之唯恐不及的“污名”，許多歸僑僑眷因此蒙冤。

　　“說什么‘海外關系’復雜不能信任，這種說法是反動的。我們現在不是海外關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系。”一九七七年，鄧小平在中共歷史上首次旗幟鮮明地肯定“海外關系”。

　　丘立本指出：“從世界移民歷史看，僑民工作最難做的就是取得僑民的心，鄧小平對‘海外關系’的肯定是得民心之舉。”

　　鄧小平強調，僑務工作的開展“總要有個廟，廟里擺幾個菩薩。”由此，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宣告成立。

　　一九九三年，鄧小平在上海指出：“中國與世界各國不同，有著自己獨特的機遇。比如，我們有幾千萬愛國同胞在海外”，鄧小平“獨特機遇論”將改革開放的重點放在了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身上。

　　事實確是如此，曾少聰表示，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最熱情、最具活力、最早走進來的就是海外華僑華人。

　　重要的人才資源寶庫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許多國家認識到海外移民的重要性，開始建立健全僑務機構。古巴、羅馬尼亞、匈牙利等國設立僑務局、移民署；墨西哥總統府設立“海外墨西哥人辦公室”；菲律賓副總統出任“海外菲律賓人委員會”主席……

　　“江澤民以世界眼光，準確地把握住時代特征，提出了海外華僑華人是‘中華民族一個重要的人才資源寶庫’”。丘立本表示，這將華僑華人的智力、人才資源與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聯系起來，把僑務工作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丘立本強調，在全球化的時代，華僑華人是中國的寶貴資源，也是其所在國的寶貴資源；正確的僑務政策和僑務工作既可以加速中國的發展，又對華僑華人居住國做出貢獻，華僑華人也從中獲得發展。

　　重要力量將“大有作為”

　　日前，一則描寫胡錦濤訪問哥斯達黎加期間為老華僑搬椅子的短文在網上受到追捧。那一幕，定格在華僑華人心中。

　　二〇〇四年，胡錦濤提出“幾千萬海外僑胞和國內三千多萬歸僑僑眷，是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力量”；二〇〇五年，他發表僑務工作“三個大有作為”的論斷……

　　二〇〇七年，胡錦濤接見第四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全體代表并作重要講話。美籍華人楊春來憶當日情景稱，“在國外我們是普通民眾，而回到祖(籍)國，卻成了上賓，受到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接見，讓我感受到國家對我們海外游子的高度重視。”

　　二〇〇八年，胡錦濤赴日展開“暖春”之旅，期間參觀了橫濱山手中華學校。國僑辦主任李海峰指出，這體現了中國政府對廣大僑胞的關愛和對海外華文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視。

　　“從以前僑胞帶東西回來，到現在拎東西出去；從部分海外僑胞曾不愿承認有中國血統，到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夫人專程前往福建鴻漸村祭祖”，曾少聰感慨，“六十年來海外華僑華人地位的提高是多方面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