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0日電 據日本新華僑報網報道，盡管這樣的歷史正在悄然地退出舞臺，但這樣“一張簽證可以改變一個人命運”的歷史留下的悲歡離合，依然在演繹著這出歷史活報劇的尾聲。3日，圓月中秋，日本奈良縣的中國姐妹焦春柳與焦春陽還在過著“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日子。她們只能夠給遠在中國黑龍江的父母和妹妹打電話，傳遞著心中的牽掛，還有渴望團圓的情感。

　　歷史總會留下一些負遺產。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結束以后，在中國的土地上留下了許多“孤兒”，也可以叫做“棄兒”。是胸懷博大的中國人收養了他們，艱辛地撫育他們成人。這樣，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以后，出現了一個在華日本人殘留孤兒返回日本的社會問題。對這些人，日本人把他們稱為“殘留孤兒”，中國人把他們稱為“戰爭孤兒”，不要忽視這個稱呼上的差別，其間映射出來的歷史認識差距、情感體悟差距都是深厚而沉重的。

　　這些“戰爭孤兒”大多在當地和中國人結婚了。當他們的“日本人”身份被確定并決定返回日本的時候，幾乎都要帶上自己的家屬親戚。日本政府有關部門曾經做出過這樣的統計，一個“孤兒”回到日本，要帶進日本20個親屬。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是在那個“一張簽證可以改變一個人命運”的歷史背景下，不免出現魚目混珠以假亂真的情景，不免出現“花錢請派出所蓋一個章就成為日本人”的事情。

　　時光回溯到1997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南海畫了一個圈”。但是，在冰封北國的黑龍江，依然料峭寒冷。這對中國姐妹的媽媽上下運作，聲稱自己是一個日本人孤兒的第四個女兒，說已經去世的母親出身日本長崎縣。在那個時代，只要從家中找出一個日本軍用水壺、或者一個小藥箱等，就可以“證明”自己是日本人的后代。結果，她成功了，帶著丈夫和兩個女兒以日本人后代的身份“回”到日本。1998年，她在日本生下了第三個女兒。

　　“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2002年，一場“內耗”帶來“打假”，有人把他們告發了。日本大阪入國管理局經過調查，認定他們“與日本人之間沒有任何血緣關系”，于是做出了取消一家人居留資格的決定，并且在2003年9月勒令他們全家離境。當年12月，他們在當地日本市民團體以及律師的支持下，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判決取消這項行政命令。一審敗訴，二審仍然是敗訴，2006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三審也就是終審裁定，他們仍然是敗訴。

　　幾經交涉，幾經斗爭，因為這對中國姐妹在日本就學多年，“生活的基盤已經在日本”，大阪入國管理局終于在其父母和妹妹回國的前提下，同意以“臨時保釋”的形式讓她們在日本繼續讀書，但必須每月到入管局報到一次，結束學業期間不許離開日本回國。這樣，這對中國姐妹的父母和妹妹(當時7歲)在2006年6月回國，他們一家從此過上了天各一方的生活。

　　今年4月，這對中國姊妹花中的姐姐(21歲)考入了日本帝塚山大學，妹妹(19歲)考入了大阪經濟法科大學。她們迎著燦爛盛開的櫻花走進校門，其內心則猶如繽紛的落櫻有些低沉，因為她們只能把這個喜訊用電話告訴父母，無法和他們相見，無法和他們團圓。

　　“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東坡近千年前的感嘆今天終于在這對中國姐妹身上成為現實。10月9日，日本法務大臣千葉景子做出了一項出人意料之外的舉動， 決定給這對中國姐妹發放居留特別許可簽證！這不僅意味著她們可以在日本安心地讀書，還意味著她們可以回國看望自己日夜想念的父母！

　　分析人士指出，外國人在日本法院三審敗訴以后還能夠從日本法務大臣那里獲得居留許可簽證，這種事例在日本實屬罕見。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民主黨新政權不同以往自民黨政權的一種重視在日外國人人權的新姿。

　　這里，應該對日本新任法務大臣千葉景子多說兩句。這位1948年出生的被稱為“左翼人權派”的法務大臣，歷來反對死刑，希望推動日本國內對于取消死刑的討論。至少，她在任期間，日本死刑將形同被廢。她還希望推動一個對于很多日本女性來說頗為貼心的項目——允許夫妻擁有不同的姓氏，與目前日本女性婚后冠以夫姓的傳統分道揚鑣。此外，她對華友好，多次參加在日華人的文化活動。

　　還值得提及的是此前的10月7日，日本大阪入國管理局改變決定，給申請更換簽證在留資格的中國人涂輝(44歲)和她的兒子(17歲)、女兒(8歲)發放為期一年的“定住”簽證。對于已經在日本生活了10多年的涂輝來說，這無疑是一個佳音。

　　涂輝的丈夫1993年到日本留學，其后成為日本一所私立大學的研究人員。1997年，涂輝憑“家族滯在”簽證進入日本。第二年，把兒子接到日本。2001年生下一個女兒。大約兩年前，涂輝的丈夫“下海”，創辦了一家食品公司，同時改為持有“投資•經營”簽證。但是，由于經營惡化，公司破產，日本不能容下一個“失敗”的外國人，她丈夫的簽證沒有能夠更新。這樣，隨之而來，就是涂輝母子的“家族滯在”簽證也不能繼續更新了。

　　現在，涂輝的丈夫已經回到中國，她的兒子在大阪一所私立高中2年級讀書，女兒在生駒市的一所市立小學3年級讀書。由于出生在日本，涂輝的女兒已經不能夠認讀中文了，回到中國生活會遇到許多困難。為此，涂輝向大阪入國管理局提出變更簽證的申請。生駒市教育委員會也出具材料，表示“這個孩子愿意繼續在該校就學，希望能夠給予寬大的許可。”

　　如今，兩個在日中國人家庭重新有了歡笑。得到日本法務大臣千葉景子發放簽證的消息后，焦春柳興奮地說：“我為今后能夠在日本安心地讀書感到高興。今年寒假，我一定會去看望我的父母！”得知允許變更簽證以后，涂輝高興地講：“我非常高興，更要向關心我孩子的老師和日本友人表示感謝。”

　　我們不應該把這看做是僅僅兩個在日中國人家庭的歡笑。當在日中國人正在以百萬之勢成為日本社會 “第一大外來族群”的時候，這種變化無疑有利于在日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當日本新政權由此顯露出改變在日外國人人權狀況的時候，可以感受到日本正在向著真正的“國際化”道路邁進。所有這一切，不但改寫著歷史，還正在把“一個簽證改變一個人命運”的那頁凝聚了多少淚水和辛酸的歷史緩緩地掀翻過去。(蔣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