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27日電　據日本《中文導報》報道，工人每天起早貪黑地拼命工作，工資卻被雇主絞盡腦汁地百般克扣，到頭來非但沒得到一分錢反倒欠了雇主的錢。這并非解放前的地主“周扒皮”、“黃世仁”所為，而是發生在當代社會的真實故事。受害者就是從中國山東省泰安市作為研修生來到日本工作的李興(化名)。

　　李興今年34歲，來日前是泰安市的一名木匠。2008年6月6日，他作為研修生來到位于日本千葉縣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據小李介紹，公司內都是以小組為單位工作。小李所在的小組一共4個人，其余3個日本人主要做技術工作，小李主要干體力工作。小組的組長佐藤(化名)是個日本人，平時在工作上千方百計地找小李的麻煩。只要小李聽不懂他說的日語，他就大罵“混蛋！”無論小李如何賣命工作，佐藤還是罵小李懶。還三天兩頭地在上級領導面前和同事間說小李的壞話。來日本前小李向中方的中介機構交納了5萬8千日元的押金，全部是家里東拼西湊借來的錢。所以小李不得不每天提心吊膽地工作，生怕被解雇后回國無法還錢。

　　在日本工作的幾個月時間里，佐藤伙同小組的其他的2名日本工人前后3次毆打小李。2008年12月的一天，因為沒用聽懂佐藤說的日語，在操作上出現一點失誤。身旁的另外一個日本工人居然掄圓手臂猛打小李的頭部，小李當時便眼冒金星暈了足足有半個小時。

　　公司還偏偏要安排小李和佐藤同住一間宿舍，任憑小李如何反對，公司和派遣小李來該公司工作的日本組合都以解雇和送回國作為威脅，禁止小李不服從公司安排。此后夜間酗酒回到宿舍的佐藤經常紅著眼睛沖著小李發酒瘋。小李看一會兒電視、用一會兒空調他就以費電為由大罵，還多次趁小李去廚房和其它宿舍時將他鎖在門外，整晚不許他回宿舍睡覺。小李也無數次向公司和組合反映問題，但沒人肯聽小李的話。

　　按照政府相關規定，研修生工作滿一年后會轉為實習生，需要簽訂新的契約，工資也會相應提高。但卻不久前小李卻接到一份讓他難以置信的契約單。按照這個契約單，在今后的兩年時間里，自己每天起早貪黑地工作不但賺不到一分錢，居然每月還要欠公司1000日元。契約單上寫明，小李從2009年6月6日至2011年6月6日，作為實習生在該公司工作，每月工資115680日元。但每月要從工資中扣掉5500日元的稅，15000日元的保險費，66000日元的住宿費，15000日元的水電煤氣費，最后僅剩下14280日元。就是這點可憐的工資，公司還要喪心病狂地每天扣掉500日元的伙食費，一個月就是15000日元。如此算下來每個月扣的錢比賺的還多。如果小李簽了約，今后不但拿不到一分工資居然每月還要倒找給公司近1000日元。

　　在日本工作的1年時間里受到的非人待遇讓小李傷透了心，小李決定拒簽這份倒找錢給公司的契約就此回國。但此時的小李已經身無分文，誰知中方的中介公司卻表示，即使回國出國前小李交納的58000元人民幣其中23000元作為培訓費概不退還，只能退還另外的35000元押金 。

　　一年來受盡欺侮剝削的小李向東京華工會等團體求助，要求退還押金、支付機票款和精神賠償費。誰知中方的中介公司卻打電話給小李在泰安的妻子威脅說，不許讓李慶在日本鬧，否則那58000人民幣的押金一分都不退給你。這對于小李來說無異于晴天霹靂。而公司原本答應給小李買回國機票卻一拖再拖了幾個月，至今不肯支付一分錢。如今的小李已經身無分文，一日三餐都成了問題。

　　采訪即將結束時，小李再三叮囑記者，如果刊登在報紙上請一定不要用真名，照片一定要將眼睛遮住。否則讓公司和中介知道了，真的不退給自己押金，全家老小四口人就更沒活路了。(孫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