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歸宅，打開電視機的時候，這個名為《母親》(日文名《母べえ》)的電影正在朝日電視臺播映……

　　在大學任德語教授的野上滋被關(guān)押在看守所的審訊室里面，聽見有人進來就要趕緊起立。進來的是一個“檢事”，看似彬彬有禮，首先說“上學的時候，我曾經(jīng)聽過你的德語課，講得非常好”。轉(zhuǎn)臉就冷漠地表示：“按照現(xiàn)在的法律處境，我是不能對你講敬語的。”接著，甩過去一疊材料，兇狠地說：“你必須重寫。從你現(xiàn)在寫的內(nèi)容看，你沒有任何反省。”教授反問：“你要我反省什么？”他說：“我提醒你一下，你在里面把‘支那事變’寫成‘戰(zhàn)爭’了。不對！那是應該寫成‘圣戰(zhàn)’的！”

　　看到這里，我的心驟然緊了一下，因為我知道又遇到敏感的話題了。我拿起一桿筆和一本便箋，趁著穿插的廣告節(jié)目，隨手地寫著。

　　日本所說的“支那事變”，在中國叫“七·七事變”，或者“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在1937年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的開始，也是全體中華民族抵御日寇的開始。一個歷史稱謂，一個事件性質(zhì)，從肇端之始就出現(xiàn)分歧性地認識了。這個檢事高喊著：“真沒想到，我所認識的教授成為了‘國賊’！”我在想，或許是他穿的那身皮讓他不得不這樣說，或許這就是他接受洗腦教育后的自身認識，令人欽佩的是那位教授，凜然不為所動。

　　教授的妻子野上佳代在小學當老師，只身帶著兩個未成年的女兒。一天，佳代的父親來看他的女兒和外孫女，準備請她們吃一頓雞素燒。就在餐桌上，他勸女兒給作為“思想犯”的女婿寫信，他說因為女婿是“賣國奴”，他這個警察署長已經(jīng)當不成了。他還說，“一個人連老婆孩子都照顧不了，為什么還要管社會和國家的事情呢。”沒有想到，野上佳代憤然起身，表示一輩子都會相信丈夫，拉著兩個孩子一口都沒吃就走了。那一瞬間，我肅然起敬，政治逆境下的這種堅貞、堅定與堅毅，凸現(xiàn)出一位女性的絕對不僅僅是美德。

　　信函來了。信函上有一片一片的墨跡，那是信從監(jiān)獄里面發(fā)出時接受檢查被涂抹的痕跡，墨跡的下面就是不合時宜的反戰(zhàn)“思想”……電報來了，帶來的是丈夫野上滋死在獄中的噩耗。按照日本的習俗，人死在了外面總是要接回家過一個“通夜”的。還好，這位被稱為“非國民”的“思想犯”的尸體也被允許接運回家。進門的那一霎間，妻子在后面哭訴著：“爸爸，你回來了”，但鏡頭閃現(xiàn)的是一個蓬頭垢面、赤裸著雙腳被眾人抬進門的冰冷的尸身。

　　電影中間還穿插著野上滋的學生山崎與這一家凄美的愛情故事，我不愿做過多的記述，因為我擔心自己匆匆寫來不足以傳遞這個感情的真髓。我看到野上佳代在戰(zhàn)后去世的時候，女兒前來與她告別，對她說：“媽媽你去吧，爸爸在那里等你呢……”這個時候，母親翕動著嘴唇吃力地說：“我不想去那里見他，我想看見活著的他！”

　　字幕出現(xiàn)了，我特意看了一下，制作這部影片的是松竹映畫會社，贊助這部影片的是住友商事株式會社以及《朝日新聞》社、《讀賣新聞》社。我頓時心中有一種釋然的感覺，因為這些公司都是日本社會的主流公司、主流媒體，由他們參與制作的這部反戰(zhàn)影片，也一定會在主流社會產(chǎn)生影響。盡管近年來日本右翼噪雜、挑釁、好戰(zhàn)的聲音不斷，但“和平與反戰(zhàn)”的主流仍然在日本社會站著主導地位，正是因為如此，日本才能夠在戰(zhàn)后走了六十多年和平發(fā)展的道路，絕大多數(shù)日本人才不允許改變這個航圖。

　　(來源:日本新華僑報網(wǎng)；作者:蔣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