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故事：一位在日服刑中國研修生演繹的悲劇

　　中新網8月24日電 2006年夏天，在日本研修的中國人崔紅義因為持刀殺害接收研修生團體的常務理事被捕，也就是轟動一時的“木更津事件”。時隔四年后，《日本新華僑報》于近日刊文披露了事件前后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再次讓世人了解到日本外國人研修制度的悲鳴。

　　走進八王子醫療監獄

　　那是2009年12月25日。

　　東京八王子車站的繁華街上，一派圣誕商戰的光景。圣誕蛋糕的叫賣聲此起彼伏，早已聽厭的圣誕歌曲無休無止地播放著。記者想，蛋糕是送不進去的，還是到書店買幾本摩托車雜志作為圣誕禮物吧。記者知道這雖然有點簡單，但記者每次問他想要什么的時候，他的回答都是摩托車雜志。

　　逃離車站前的喧鬧，再走10分鐘的路程，就能看到八王子醫療監獄那堅固而又無情的水泥墻。進入監獄的大門，在入口處的鐵柜中存好手機和提包，接著就要在申請書上填寫姓名，然后坐在昏暗狹窄的接待室里等待著見面通知。記者跟在這個監獄內服刑中的中國研修生崔紅義(29歲)已經保持了3年的聯系。

　　2006年夏天，還在研修的崔紅義因為持刀殺害接收研修生團體的常務理事(當時62歲)被捕，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木更津事件”。第二年，崔紅義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開始是在北關東地區的一個普通監獄里面服刑，后來由于神經衰弱日益加重，2008年末被轉送到八王子醫療監獄。從他被關押起來開始，我們保持著每個月見一次面。

　　接到通知進入會面室，透過有通氣孔的玻璃，記者看到崔紅義跟平常一樣低著光頭坐在椅子上。穿著灰色獄服的崔紅義，兩手放在膝蓋上，駝著背偷看著記者的臉。

　　記者跟他說“再過幾天，今年就過完了。”他只是點點頭。這樣的動作和表情，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幼稚許多。記者把剛買的摩托車雜志給他看時，他臉上露出了開心的笑容，一聲“謝謝”伴著一個致意的點頭。

　　崔紅義很喜歡摩托車，曾經畫了一張像電影《逍遙騎士》里一樣的摩托車的畫送給我，畫的旁邊有“摩托車可以去任何地方”的題字。也許，對崔紅義來說，摩托車就是自由的象征。記者猜想，崔紅義在鐵窗里面想象自己騎著摩托車飛馳的情景，或許暫時可以從沒有希望的不安中解脫出來吧。但是，畫旁的題字里面，卻滲透著他“哪里都不能去”的悲哀。

　　多次自殺未遂

　　“一眨眼三年就過去了，時間也是過得挺快的。”對于記者這句話，崔紅義只是略帶笑意地說“可能是吧”，但臉上還是浮現出了絕望與倦怠的神情。對于20多歲的小伙子來說，17年的有期徒刑與終身監禁沒什么兩樣，這樣的長刑可以讓人絕望。雖然將來刑期可能會縮短一些，但是距離出獄的日子還是非常遙遠。

　　3年前，千葉縣地方法院木更津支部下達判決的時候，包括記者在內的很多人都勸崔紅義上訴。考慮到事件的實情，17年監禁的判決未免也太重了些。但是崔紅義卻不理周圍人的勸告，干脆爽快地接受了判決。

　　雖然知道是馬后炮，但是記者還是半怒地問他“為什么不起訴呢？”崔紅義冷淡的回答是“找不到上訴的理由。我確實是干了壞事”。剛被逮捕時，他被問到有關事情的時候，他的回答都是“對不起”，對記者和其他救援有關人員也是一句辯解都沒有。

　　在拘留所的時候，崔紅義就跟記者透漏過很多次想死的意思，也有好幾次打破鏡子用碎片割腕自殺未遂的事情。自殘行為治好后，他又患了躁郁癥，這也是轉到八王子醫療監獄的原因。

　　崔紅義的成長環境

　　記者對事件發生之后第一次采訪崔紅義父母的情節依然記憶猶新。在中國最北端的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郊外，一棟用磚和廢材簡單搭建的房子就是崔紅義的老家。推開薄木板門，記者說明來意之后，崔紅義的母親邁著踉蹌的腳步，滿是皺紋的臉上淌著豆大的淚珠，哭著蹲了下來。站在旁邊的崔紅義的父親一臉無力的表情，輕輕地撫摸著哭泣的妻子后背。崔紅義的母親從口袋里拿出一張照片，這是崔紅義出國前拍的紀念照，她一直都帶在身上。照片里崔紅義和母親在房間里并排坐著，崔紅義像小孩子一樣靠著母親的身體，對照相機擺著勝利的手勢。顯然，能去日本是一件很高興的事情。崔紅義得意的笑臉和勝利的手勢，此時卻讓人看了心痛。

　　崔紅義出生于1980年，那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不久，鄧小平開始在中國推進改革開放政策。人們脫掉中山裝，把《毛主席語錄》收起來，開始追求幸福生活。崔紅義就是在這樣的時代里長大。跟許多人一樣，崔紅義的家庭也是跟富庶無緣。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在僅有的農田里以種植高粱和玉米為活，是這個地區貧困的農民。

　　從當地的高中退學之后，崔紅義輾轉做過卡車司機、水管工等臨時工。父母也說，為了能讓學習好的哥哥跟弟弟能上學，只能讓崔紅義輟學賺錢養家。實際上，也正是有了崔紅義的功勞，哥哥才能上醫科大學，弟弟也上了電腦專門學校。

　　“錢質”——人身買賣的世界

　　25歲的時候，崔紅義決定作為研修生遠赴日本。下決心來日本還是因為中介的一句話：“去日本3年，就能賺450萬日元回來”。450萬日元，對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天文數字。

　　出國的話，要交8萬元人民幣(相當于120萬日元)的各種費用，包括手續費，保證金等。8萬元，相當于當時崔紅義一家10年以上的收入。為了交這筆錢，崔紅義家賣了農田，父親也因此失業轉為水管工。即使如此還是差很多，剩下的都是到處借來的。這些可以說是違法的出國費用，是導致研修生制度變質的一個毒瘤。

　　作為研修生到日本，必須要向中國的勞動派遣機構交付上述手續費和保證金。手續費里包括機票錢和給負責研修生招募的中介的報酬。保證金作為押金，必須滿足毫無問題結束研修和實習這一條件，歸國后才能拿回這筆押金。這是一種不同于人質的“錢質”，成為日后束縛中國研修生的有力武器。正因為“錢質”的存在，在日本不管被強加了多么惡劣的勞動條件，中國研修生們都只能默默地忍受。除了錢之外，還有很多中國研修生把房產證也作為擔保抵押了。

　　了解“錢質”的事情后，給中國研修生強加過酷勞動環境的日本經營者也不在少數。我也從幾位日本經營者那里聽過這樣的話“只要對不聽話的研修生說一句‘馬上把你送回中國’，立馬就會變得老老實實”。這些日本經營者非常了解“錢質”的效果，也充分加以利用。這樣變質的外國人研修生制度跟人身買賣又有什么區別？

　　在美國國務院每年發表的《世界人身買賣實態報告》的2007年版中，日本的外國人研修生問題也被列入其內。報告中說“研修制度中存在著讓一部分外國人勞動者強制勞動的情況”。報告指出日本的“研修制度是人身買賣的一種形態”。盡管一些日本經營者對這個報告抱有疑問，認為榨取移民勞動者行為在美國坦然發生，它沒有理由對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指手畫腳，但這一報告說明了日本的外國人研修生問題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注意。崔紅義事件發生的背景，也正是人身買賣原因之一的“出國費用問題”。

　　崔紅義的接收方

　　2006年4月，崔紅義抱著一定要賺錢回來的決心跟母親告別，作為中國研修生來到日本。接收崔紅義的是社團法人千葉縣農業協會(本部位于千葉市)。這家協會從2000年開始接收中國研修生并派遣到千葉縣內的農家，已經派遣過大約400人的中國人研修生。崔紅義被派遣到千葉縣木更津市內的養豬場。他住在養豬場，工作內容就是負責照料1000多頭豬。

　　當記者問養豬場老板雇傭中國人研修生的理由時，他這樣說：“協會方面曾問我要不要雇傭中國人做臨時工，我這里人手不足，關鍵是他們工資很便宜，我就答應了。”

　　養豬場的工作屬于重體力勞動，以前這個老板也雇過很多臨時工，但都堅持不了多久。人手不夠，這對年近70的夫婦倆不得不做這些重活，這幾年越來越吃不消。這個時候，對領取低工資也能夠接受的中國年輕研修生的出現，無疑是雪中送炭，找不到不答應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