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7日電 香港大公報今日刊發署名魯力的評論文章，文章從內地加薪潮談起，該文指出，中國的發展道路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當然人們也認識到，即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必須接受一定程度的社會差距。盡管如此，政府一直在努力逐步推進社會平衡、擴大機會平等、實現可持續發展，并應對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

　　文章摘編如下：

　　在內地各省紛紛調高最低工資標準、缺工潮涌現之后，富士康、本田把企業與勞工之間的矛盾激化變得表面化。有媒體評論這是“中國工人權利意識增強”；而經濟專家們則擔心事件引致勞動力成本上升，除引發產業外移外，也可能加劇大陸目前的通脹壓力。

　　摩根斯坦利發布報告顯示，中國內地興起加薪潮，最低工資的提升幅度，從湖南省的5%到寧夏的37%不等；平均工資水平較高的北京市，也宣布，從7月1日起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從每月人民幣800元調高至人民幣960元。珠三角的一些外資企業在被迫加薪的同時，已在思考如何降低成本，比如把工廠遷到內陸城市甚至海外。

　　中國工人從法律層面維權工潮的出現，應與2008年中旬推出的《新勞動法》有關，該法允許工人投訴工廠，并設立了新的調節機制。專家認為，《新勞動法》的頒布使工人更加清楚自己的權利。《新勞動法》生效后，工人投訴量增加一倍，而且“增速愈來愈快”。

　　美國密西根大學中國勞工專家MaryGallagher說：“商人和學者預計，由于中國人口轉變的趨勢，勞工問題可能會愈來愈多。”美國《華盛頓郵報》近期報道則認為：“中國最近罷工和部分工廠停產，顯示中國看似無限的廉價勞動力開始枯竭，更說明中國工人的權利意識增強。”　

　　在大陸設廠的臺企冠捷科技主席兼行政總裁宣建生近日表示，在今年已加薪15%的基礎上，考慮再調高15%至20%。服裝生產銷售商旭日企業董事長楊釗也表示，今年還將為員工加薪。其實，在大陸勞動密集型企業仍是占了企業總數的相當部分，這些企業為中國勞動力市場提供了至少1000萬以上的職位。勞動力成本做為市場經濟的一部分，應當是根據市場供求自發性調節的。無論這些雇主是慷慨還是吝惜，勞工薪資的剛性增長完全無需政府干預，市場決定的最低工資福利水平逐年上升，否則普通勞工根本不可能維持自己在城市中最起碼的生存，更不用說養家糊口和繁衍后代。而正是他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提高，才會反過來推動經濟發展、產業升級和城市繁榮。

　　富士康事件引起外界對內地新一代農民工工作條件的關注。“中國早晚要走出廉價勞動力時代，但由于人口眾多等因素，勞動密集型時代還將長期存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鮑威爾認為，這里存在一個兩難的選擇──工資過高會削弱企業的成本優勢，工資太低則與體面勞動、有尊嚴生活的方向相悖，而找到兩者平衡點，堪稱一個“可比肩諾貝爾獎水平的難題”。

　　其實，與中國今天類似的是，日本當初的“農民工”也面臨著從工資到保險與城市工勞動條件不平等的問題，欠薪事件等經常發生，從事高速公路、隧道、水庫建設的“農民工”還身染“塵肺癥”等職業病，有的甚至為此死去。但是，日本畢竟是用20年的時間完成了“農民工”的轉型。更進一步地說，就是“農民工”最終沒有構成日本社會矛盾、社會動蕩的問題點，日本靠的是自由戶籍制度、城市保障性住房、社會保險與九年義務教育。

　　過去幾個月，由于富士康事件的出現，中國的發展道路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當然人們也認識到，即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必須接受一定程度的社會差距。盡管如此，政府一直在努力逐步推進社會平衡、擴大機會平等、實現可持續發展，并應對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

　　其實，不發達，工資低，給人代工都不是恥辱。韓國、中國臺灣很多國家和地區在早前工業化時期都走過這條路。問題是在正常的工業化導致城市化的道路上，沒有任何市場或政府的力量能把加入產業大軍的勞工長期封閉在集體宿舍或工棚中。擠在大學宿舍的學生會憧憬著未來，兵營中的士兵希冀明天的美好，沒有未來的新生代農民工怎么擺脫情感的低谷和前程無望？但是，目前現實是在有工作與更好的福利之間，在更多的工資收入與更多的利潤之間，在現實的生活嚴酷與未來的美好前景之間，在改革步伐的快與慢之間，必須找到一個和諧的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