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實際上形成了一種“二元經濟”的結構。在1980年代以前，雙方長期“老死不相往來”，在發展水平、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著巨大的鴻溝，彼此并非一夜之間就能“接軌”。“一線城市”的關鍵性國際功能也正是在這里顯示出來。因為“一線城市”多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人才集中，資訊發達，且最先與外面的世界接觸，進而在這種二元結構之間充當起橋梁。

　　城市高房價剔除社會創造力

　　這從“北上廣”的社會現實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一方面，這些城市的金融貿易中心，與紐約、東京、倫敦、巴黎幾乎在一個平面運行，國際商業巨頭在這些城市間的穿梭活動已經成了家常便飯。另一方面，“北上廣”居民從內地雇傭的保姆，有不少還不理解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為什么需要分開使用。比爾•蓋茨、巴菲特到了“北上廣”，和這些鄉下人的物理距離也許就在咫尺之間。更不用說，這些保姆家鄉鄰居家聰明的孩子，可能已經在美國的名校畢業，并在華爾街工作有日，目前衣錦還鄉，正以其跨越兩個世界的豐富經驗，在“北上廣”扮演著整合二元經濟結構的關鍵性角色。

    這也難怪，“一線城市”常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生產城市，服務業在其經濟中的比重，比起二、三線城市來要高得多。沒有“北上廣”的中介，中國內地經濟就會和世界市場脫節。

　　在一個昨天還不懂得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需要分開、今天就要生產iPhone、明天就要為世界創造綠色能源的時代，“一線城市”最需要的是能夠適應變化、跟得上日新月異的經濟與技術轉型、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勞動力。比爾•蓋茨創建微軟時年方20、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創建Facebook時還不足20。在硅谷年過40就“老了”。

　　可見，即使在美國這種成熟的經濟中，年輕人也最具創新的能力。中國則屬于崛起經濟，變化比美國劇烈得多。跟上、適應、并最終領導這種變化，則非要依靠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不可。想想看，比爾•蓋茨對世界貢獻最大的時候恐怕還是在他創業階段，而不是功成名就、獲得了巨大財富之際。財富和名望反映的是過去的業績，而非進行時態中的現在。用房價門檻把創業期和創業準備期的年輕人驅除出“北上廣”，實際上就等于把最有創造力的一部分人從經濟的神經系統中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