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3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3日刊出資深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的文章說，如何比較客觀地來評估中美關系？中國和世界其它新興大國崛起，已導致世界權力格局新變化。美國繼續是“老大”，但已不能獨自主宰國際事務，中國扮演越來越重要作用。從國際權力結構性的變化來評估中美關系，才能把握中美關系的本質，處理好中美關系。

　　文章摘編如下：

　　在今年年初到現在，短短的數月內中美關系所發生的變化令很多人陷于迷惑狀態。中美兩國先是在一系列問題領域包括對臺軍售、會見達賴、人民幣匯率、氣候保護、貿易摩擦等發生了沖突。一些人驚呼，剛剛前些年形成的中美“聯姻”(或者“中美國”)，不僅要“離婚”，而且要開“戰”了。

　　但接下來的發展同樣也使得一些人感覺到吃驚。在面見達賴后不久，美國總統奧巴馬主動向中國“示好”，重復一遍從前多次重復的“一個中國政策”(在臺灣問題上)和“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獨立”。接著，中國宣布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在華盛頓召開的核安全峰會。同時，中美也將在北京舉行第二屆戰略與經濟對話。

　　這種變化并沒有改變包括中美兩國本身在內的國際社會對中美兩國關系的兩極化的看法。一方面，無論中美關系往怎樣好的方向發展，“悲觀論”者總是相信中美最終必有一戰。從歷史上看，一個新大國的崛起必然挑戰現存大國，從而引發新舊大國之間的爭霸戰爭。無論是現實主義也好，冷戰思維也好，總有一部分人這樣想，其中也一直有人想把中美關系引導到這個方向。另一方面則是樂觀者。樂觀論者每遇到一些改善的跡象，就馬上會想到中美關系會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悲觀和樂觀都不可避免，但從政策層面，無論悲觀還是樂觀，都不能導致理性地處理中美關系。如果悲觀論成了真理，那么戰爭就成了唯一的出路。如果是這樣，除了準備戰爭，還要作種種其它的努力干什么呢？樂觀論者則經常是自欺欺人，看不到國家間不同利益沖突的不可避免性和經常性，從而對中美關系所存在的一些問題認識不足，準備不足。

　　世界權力格局新變化

　　那么，如何比較客觀地來評估中美關系呢？中國和世界其它新興大國的崛起，已經導致了世界權力格局的新變化。在這個權力新格局中，美國繼續是“老大”，但已經不能獨自主宰國際事務，而中國本身則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這個權力新格局，中國必須有充分的認識，才能有助于確立處理中美關系的新原則和新政策，避免往悲觀論或者樂觀論方向滑行。

　　新的權力格局具有兩大相關的結構性特征。其一是中美兩國都處于同一體制內。中美兩國都是核武器國家。這個結構盡管重要但顯然并沒有主導中美兩國的日常關系。(如果和以往美蘇之間的冷戰關系比較，就非常容易看到這一點。)制約中美兩國關系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兩國都處于同一個體制內。在這個體制內，中美兩國形成了一種相互依賴關系。盡管并不完全是對等的相互依賴，但它制約著任何一方對另一方的關系。

　　另一個特征是G2結構。從表面上看，G2似乎是中美關系。其實并不然，因為在這個體系內，還有其它很多國家。因為G2指的是整個國際關系格局中的，或者國際大家庭中的中美關系，G2關系處理不好，受影響的不僅僅是中美兩國，也影響其它很多國家。甚至可以說，如果G2關系處理不好，受負面影響最大的有可能并非是中美兩國，而是其它國家。尤其在經濟上，中美兩大經濟體，抵御能力大，但其它一些小國家則不然了。中美兩國吵架，最大的受害者可能是其它國家。也正因為這樣，前些年當G2概念流行開來時，包括歐洲和日本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反對和恐懼于這個概念。也正因為是在國際大家庭內，大家對G2爭吵看得很清楚，知道誰應當負有責任。這對中美兩國都會構成相當的壓力。

　　中美關系的三個層面

　　考慮到這些結構性因素，中國可以至少從如下三個層面來處理中美關系。盡管這三個方面互相關聯，但在外交事務中，有必要把它們區分開來。

　　第一是政治層面。美國的政治環境中，無論是政治家還是政客，都不可避免要炒作中美關系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當政府的內部政策表現很差的情況下，必須找外在的替罪羊。在今天的國際關系格局中，中國往往是首當其沖，成為美國政治的犧牲品。無論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這個是事實，中國不得不接受。可以抗議，但政治是永恒的，不會因為今天的抗議而明天會有所好轉。

　　第二是戰略層面。在這個層面，不管中美兩國同處一個體系，并且是相互依賴，美國決不會輕易放棄利用各種因素，包括涉藏問題、臺灣問題等，來制約中國。這可以說也是永恒的，一個大國絕對不會放棄努力來制約另一個大國。但是這些因素是否會成為美國制約中國的戰略重點，則取決于中美關系的其它方面。

　　第三是國際層面。在這個層面，中國當負有自己的國際責任，例如在核武器擴散、國際經濟平衡等等領域。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國際責任也在增加。中國是個負責任的大國，但中國并非是向美國一個國家負責，而是要向整個國際社會負責。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對一些重大國際問題有共識，中國去履行責任，這是中國的責任行為，而非為了迎合美國。

　　對中國來說，重要的是要避免和阻止美國由政治層面的考量上升為戰略層面的考量。一些沖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就必須做出理性的反應。在這方面已經有了積極的跡象。例如，考慮到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利益，即使在對臺軍售、達賴、貿易糾紛的高峰期，中國仍然同意美國航母停靠香港。這表明，中國已經真正確定了自己的國際利益，清楚地認識到作為大國應當盡到怎樣的國際責任。

　　不過，也要意識到，正是存在著這些結構性因素，中國有能力來確立主動接觸美國的策略。當美國在中國的核心利益領域從事政治操作的時候，中國不僅需要理性的抗議和抗爭，更需要去發展種種機制來制約美國的政治操縱——尤其在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領域。這方面中國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只有到了美國也有意愿來向中國的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作調適的時候，兩國的關系才能達到一個穩定的平衡。

　　在今后很長的歷史時期里，中美關系仍然繼續會是中國外交關系的重中之重，但必須明確認識到，中美關系不是中國唯一的對外關系，中國的國際利益不能只圍繞著美國轉。從國際權力結構性的變化來評估中美關系，才能把握中美關系的本質，處理好中美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