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22日電 《日本新華僑報》日前刊出署名文章說，日美密約損害了東亞安全環境；同時，導致日美簽訂密約的矛盾并沒有消失。因此，民主黨政府在揭露自民黨政府錯誤作法后，人們更關注的是，日本今后能否杜絕這種錯誤作法？這是關系到日本與整個東亞能否進一步加強政治互信的重大問題。

　　文章摘編如下：

　　3月9日，在接受專家委員會提交的日美密約問題報告后，日本外相岡田克也召開記者會，正式承認密約存在。這是日本民主黨政府采取的富于政治勇氣的措施。

　　此次被曝光的密約，達成于20世紀60年代，是美日冷戰戰略的產物。戰后初期，美國遠東戰略方針的變化，大致可分為4個階段，1，1945-1949年，重點在于改造與監視日本，防止其再度成為美國的威脅；2，1950-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遠東戰略轉變為所謂“周邊戰略”，強調在中、蘇、朝等國家周圍部署戰略轟炸機，以對這些國家進行封鎖、堵遏；3，1957-1960年，強調采用戰術核武器在遠東抑制類似朝鮮戰爭的局部戰爭爆發；4，1961-1967年，實行所謂柔軟反應戰略，以美國本土的戰略核導彈和部署于太平洋的北極星潛艇為威懾力量，在亞洲大陸配置前進基地，準備對付“從核戰爭到游擊戰爭的任何階段的戰爭”。

　　美國的遠東戰略方針，附屬于其整個冷戰戰略，所維護的美國戰略利益，與日本戰略利益比較，有一致也有差異之處。美國當時的戰略利益在于，全面增強對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的遏制力量，建立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地位。日本當時的戰略利益在于，依靠美國保護，爭取穩定安全的國內外環境，保障日本經濟繼復興之后，持續高速增長，以趕上歐美發達國家。

　　這種戰略利益的差異，在 1960年《日美安保條約》第一次修訂時，導致美日之間產生一定矛盾。矛盾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美軍及其裝備在日部署的重要改變，以及美軍在日本領土外作戰而使用在日基地時，是否必須與日本政府事前協商，并征得日本政府同意。日本認為需要，美國則認為應視當時情況決定。

　　日本民眾強烈反對日本政府屈從美國要求，反對犧牲日本的利益與民族尊嚴。在這一壓力下，修訂后的《日美安保條約》，確定了“事前協商”原則。

　　“事前協商”原則的確定，雖然使當時的日本政府保住了幾分顏面，但實際運用時，特別是在美日當局的做法違反日本憲法與重大外交原則時，日本政府往往陷于兩難境地，一方面，要維護與加強日美同盟；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招致國內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于是，簽訂密約，變成了彌縫上述矛盾的必要手段。

　　借助這種手段，矛盾雖得以暫時彌縫，但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因密約暴光，日美政府在國內、國際的可信度嚴重跌落。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國家何嘗不是如此！當然，任何國家在安全等事關國家根本利益的問題上，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透明度，但是，對“事前協商”原則、“無核三原則”這樣對本國公民與國際社會公開宣布的重大原則，以密約手段有意違反，是無法以安全需要來解釋的。

　　應該看到，上述密約損害了東亞安全環境；同時，導致日美簽訂上述密約的矛盾并沒有消失。因此，民主黨政府在揭露了自民黨政府的錯誤作法后，人們更關注的是，日本今后能否杜絕這種錯誤作法？這是關系到日本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亞，能否進一步加強政治互信的重大問題。(王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