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26日電 香港《大公報》日前刊文《一言難盡駐京辦》說，20世紀80年代，駐京辦數量迅速增長。對開足馬力搞建設、擴大對外開放的各省市來說，駐京辦首要任務就是跑資金、項目，為本省經濟發展服務。但這種“跑部錢進”逐漸變味，久而久之，孳生腐敗日益嚴重。凡此種種，令駐京辦名聲跌倒谷底。中央日前出臺文件，下決心規范駐京辦管理，既為規范行政，亦是呼應民聲。

　　文章摘編如下：

　　“駐京辦”的歷史可謂是由來已久。清代乾隆皇帝上諭中屢次提到的“提塘”，即是清代各省總督、巡撫派駐京師的聯絡官，其職責本僅限投遞本省與京師各官署往來文書。而在實際工作中，“提塘”還承擔了很多任務，比如夏冬兩季奉送“冰炭費”，打點各衙署官吏；再如“串通軍機處寫字之人”傳遞內幕信息，發回供本省督撫判斷高層動態及政治風向的消息。故被督撫們倚為親信，賞賚待遇豐厚。

　　以古觀今，其與駐京辦何其相似。同時，各省還在北京建有民間聯誼性質的“會館”，溝通家鄉與京師之間的聯系，無論官民紳商，皆可參與，會館漸漸成為政治和社會活動的重要場所。湖廣會館就曾名重一時。

　　進入民國之后，會館開始走下坡路，而各省都督、主席、省長以及各派軍閥，紛紛在北京(北洋軍閥時期)、南京(國民黨時期)設立駐京辦事處，負責交際、籌餉，“駐京辦”一詞正式出現在歷史舞臺上。

　　新中國成立之初，北京社會治安不穩，一些會館成為敵特勢力的潛伏場所，幾年間各會館財產相繼被查沒，民間聯誼性質的會館最終徹底消失。但中央與各省之間仍需要一種聯絡機制，特別是計劃經濟條件下，幾乎每個項目都需要中央批準調撥，一九四九年，新中國第一個駐京辦內蒙古駐京辦設立。此后，各地駐京辦紛紛成立。“文革”期間，駐京辦全部被撤銷。

　　改革開放以后，國務院恢復了各省駐京辦，并增設了計劃單列市、大型國企駐京辦，而各市、縣政府、開發區、大學也紛紛設立駐京聯絡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駐京辦的數量迅速增長，最終至成千上萬。這種情況的出現，有著深刻的體制背景，當時的國家計委、國家經委、財政部、外經貿部等，掌握著大量的項目、物資、資金、進出口的審批權。對于開足馬力搞建設、擴大對外開放的各省市來說，這是一批最寶貴的資源。因此，駐京辦的首要任務就是與這些部門打交道，跑資金，跑項目，為本省經濟發展服務，被稱之為“跑部錢進”。

　　但這種“跑部錢進”逐漸變味。為了爭取到資金和項目，各駐京辦爭相請客送禮，幾乎所有駐京辦都附設了賓館、酒店，除了宴請部委官員，也用來接待本省父母官。揮霍浪費成為普遍現象。二○○九年初，河南許昌、漯河兩市駐京聯絡處耗資六十六萬余元購買假茅臺酒事件炒得沸沸揚揚，而有的父母官為了自己的升遷或別的好處，也常命駐京辦打點。以致有的市政府駐京辦，實際成了市委書記或市長個人的駐京辦。

　　由于駐京辦直接為父母官服務，“責任重大”，且遠離派出地，因而財大氣粗，當地監管部門鞭長莫及，既管不著，也不敢管，甚至不想管，因為誰來北京都需要駐京辦幫忙。而駐京辦又普遍設立一大批服務場館和企業，經營管理關系扯不斷理還亂。久而久之，孳生的腐敗日益嚴重。據測算，大大小小駐京辦每年耗費公帑以數百億計。

　　在近幾年，駐京辦又多了一項任務，那就是“截訪”，阻攔遣返本省的上訪者。由于“上訪”與各地的社會穩定考評掛鉤，許多地方主官都給駐京辦下死命令，不惜一切代價截訪。

　　凡此種種，令駐京辦的名聲已經跌倒了谷底。中央此次在二○一○年初出臺紅頭文件，下決心規范駐京辦管理，既為規范行政，亦是呼應民聲。(馬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