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13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3日刊出該國學者鄭永年的文章說，中國在推進和東盟的自由貿易方面從一開始就扮演了領導角色。過去中國在東盟這個平臺上實踐“和平崛起”。自貿區啟動再次給中國機會，在推進和維持自貿區的同時去發展領導能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東盟內不同聲音和不同利益的浮現，并不都是消極的。只有當中國發展了足夠的領導能力和技能來處理復雜利益時，才會成為一個真正大國。

　　文章摘編如下：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已啟動。當中國各方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慶祝而對自貿區抱有高度期待的時候，一些東盟國家則有不同反應。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商界擔心自貿區會對他們造成沖擊。

　　說到底就是利益分配問題。很多人都會同意，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從自由貿易中獲得利益。但自由貿易的利益并不是可以在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個人之間達到平均分配的。

　　中國本身的開放過程(自由貿易)也是充滿著不同利益之間的爭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早期，很多人相信開放政策會破壞中國的主權。在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過程中，很多人就大聲呼喊“狼來了”(西方企業進入中國)。但結果，主張開放的力量占了優勢。到今天，中國儼然已經成為世界上“自由貿易”的最強有力的推動者之一。

　　　　自貿體制需要領導者

　　一旦涉及到利益分配問題，自由貿易就變成了政治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自由貿易既是經濟事業，更是政治事業。歷史地說，自由貿易從來不是經濟學家所說的“比較優勢”的自然演進。

　　很多研究者早已經指出，自由貿易的推進需要強大的政治力，尤其是需要領導者。可以把自由貿易看成是公共利益，誰都可以從中獲益，但誰都想搭便車。因此，自貿體系中的領導者，要扮演一個比其它國家更重要的角色，提供各種支持力量，來確定自貿體制和維持這個體制。

　　在19世紀，英國在推動全球自由貿易，建立自貿體制方面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而20世紀則是美國的功勞。英國在自由貿易上推行的是單邊開放主義，即英國單方面向其它國家開放。這一政策盡管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有效有力地推進了當時的全球自由貿易。

　　在20世紀，美國實行的是“對等政策”，即只有當對方向美國開放市場的時候，美國才向該國開放市場。同時，美國還備有一系列限制自由貿易的法律和法規，來單方面地懲罰被美國認為進行不公平貿易的國家。歷史地看，英國的政策比美國要有效得多。

　　歷史經驗告訴人們，正是因為自貿體制需要一個領導者，領導者的品質也對自由貿易體制的性質產生重要影響。

　　從很多方面來說，中國現在實行的政策非常類似于英國的政策。中國盡管本身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其數十年的開放政策，已使中國成為發展中國家里最為開放的經濟體，在一些領域開放度不比發達國家低。

　　實際上，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最大貿易國。這就很容易理解中國在積極維護自貿體制上的立場；就是說，維持自由貿易既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也符合體系內其它國家的利益。

　　中國在推進和東盟的自由貿易方面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扮演了一個領導角色。自貿區構想于2000年在新加坡舉行的東盟與中日韓(10+3)會議上，由中國和新加坡提出。2001年11月在文萊舉行的東盟與中日韓三國政府首腦會議上，東盟與中國一致同意在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邊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即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中的一些方面，中國向東盟的一些較不發達的國家實行單方面的開放政策。人們也不難發現，這個協定的利益從總體上看，是向東盟國家傾斜的。

　　　　東亞經濟區域的開放性

　　在東亞經濟區域中，和中國的領導作用相關的另一個方面就是東亞經濟區域的開放性。無論是北美區域還是歐洲區域，實行的都是排他性的經濟區域主義。這些區域內部實行開放和整合，但對外就是重商主義。

　　東亞區域主義則不然，它是包容的開放性。促成這種開放性的主要因素有兩，一是東盟這個多邊平臺的開放性，二是中國本身的開放政策。從長遠來說，開放性的東亞經濟區域模式，要比北美模式和歐洲模式更有效。

　　封閉的區域模式只能達成區域內部資源的有效配置，而開放性的區域模式會導致全球資源在本區域的有效配置。現實地看，盡管東亞經濟區域的制度化或者正式化程度，還沒有北美區域和歐洲區域高，但實際的經濟整合(貿易和投資)度并不比它們低多少。

　　前不久日本新任首相鳩山提出東亞共同體的概念。現在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啟動，人們已經開始討論自貿區能否成為東亞共同體的主體，或者在推進東亞共同體方面扮演領導角色。就是說，中國-東盟自由貿區不可避免會產生超出自貿區本身的影響。

　　沒有任何理由因為自貿區剛剛啟動就出現了不同的聲音，而對自貿區的前途感到擔憂。同時，人們也不可忽視這種擔憂。

　　很顯然，在本區域內甚至在全球范圍內，中國的實際經濟能力在急劇上升。這尤其表現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后。當美國和歐洲還沒有脫離危機的時候，中國已經走出危機的陰影，成為第一個經濟復蘇的國家，對本區域和全球的經濟復蘇產生著正面的影響。

　　在不同程度上，即使在危機之前，中國的經濟影響也已經遍及世界各地，包括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在繼續高速增長，外在經濟影響力也會再繼續擴大。中國在短短的歷史時間里，已經從資本短缺轉變成為資本過剩。和其它國家的資本一樣，中國的資本也會走向世界各個角落。

　　　　中國有能力扮演領導者角色

　　這些都表明中國有實際的經濟能力，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或者其它方面扮演一個領導角色。但是實際的經濟能力本身并不等于領導權。領導權還高度依賴于中國行使領導權的技術和技能。中國還沒有能夠把實際的經濟能力轉換成為領導權。中國的資本走向東南亞還是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現在比較傾向于其它國家的資本(例如日本和韓國)。這是因為日韓在“走出去”方面的歷史遠比中國長，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很豐富的經驗，具有了相當到的領導技能。資本對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很重要，但資本的行為也同樣重要，資本的行為模式決定了是否受當地社會的接受和歡迎。

　　中國資本“走出去”的時間還很短，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需要很長的時間來積累經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僅僅還是一個開端。

　　中國沒有必要因為當地國家的一些不同聲音而沒有自信，但也不能對自貿區的認識有偏差，認為一旦自貿區啟動，就大功告成了。實際上，隨著自貿區的驅動，很多問題都會浮上臺面，需要中國和東盟國家的緊密合作來加以解決。中國本身方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在過去，中國在東盟這個平臺上實踐“和平崛起”。自貿區的啟動再次給中國一個機會，在推進和維持自貿區的同時去發展領導能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東盟內的不同聲音和不同利益的浮現，并不都是消極的，它們會促使中國看到一個真實的東盟，進而促使中國在滿足各方面利益上積累經驗。只有當中國發展了足夠的領導能力和領導技能來處理復雜的利益的時候，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大有作為，而中國在自貿區內也大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