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31日電 日本新華僑報31日刊發王泰平評論文章盤點鳩山式“改朝換代”后的中日關系，文章說，中日關系的發展有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性機遇，而這一判斷主要基于五大因素

　　文章摘錄如下：

　　2009年夏秋之交，日本政局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民主黨成為日本新的執政黨，民主黨黨首鳩山由紀夫成為新一任首相。日本輿論認為民主黨的登場可以說是改朝換代。

　　外交政策取向微調

　　民主黨上臺后，其外交政策取向尤其引起各方關注。他們勾畫的日本構筑新型大國關系的藍圖雖然也把日美同盟定位為日本外交的基礎，但提出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擺脫美國影響，把日美關系放在平等位置上，使日美關系朝著“緊密而對等”的狀態發展，進而爭取日本“自主的外交話語權”；另一方面強調要調整對鄰國的外交，進而實現重返亞洲的目標。鳩山提出“友愛外交”的理念，強調日本是個亞洲國家，表示要推動創建東亞共同體；主張深化日中關系，表示不參拜靖國神社，不干涉中國內政。

　　在自民黨54年執政歷程中，日本的外交可以說基本上一直唯美國馬首是瞻。1972年田中角榮執掌政權后，標榜奉行“自主外交”，迅速與中國恢復邦交，跑到美國前頭，那也是經過夏威夷會談取得尼克松總統認可的。而成立時間只有短短的13年的民主黨，尚未登臺就擺出與美國“叫板”的架勢。鳩山由紀夫組閣前夕在美國《紐約時報》上發表了題為《日本的新道路》的文章。有美國媒體認為，從鳩山由紀夫的文章里讀出的“路線圖”看，日本就像在跳“左一步、右一步”的曼波舞，而這次明顯有“離美國遠一步、離中國近一步”的趨勢。

　　中日關系迎來機遇

　　對中國來說，鳩山新政權的外交至少有兩點值得充分肯定：一是重視亞洲，主張深化日中關系；二是在十分敏感的、常常困擾兩國關系的歷史問題上態度明朗。這種積極的變化，對中日關系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性機遇。這一判斷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一、中國崛起，中國之于日本的重要性空前增加，中日綜合國力的對比將進一步發生對中國有利的變化，同中國保持和發展良好的關系，變得對日本極端重要。

　　二、經濟因素：現在，中國已成為日本最大貿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場、對外投資首選地，日本則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第二大外資來源國。兩國經貿合作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日兩國的經濟相互依存度，尤其是日本經濟對中國的依存度空前提高。

　　三、日本政局發生歷史性變化，日本外交進入調整期，重視亞洲，重視中國，成為主要的外交政策取向。鳩山新政權的政策表明它已經認識到，在堅持日美同盟的基礎上，徹底放棄“二對一”的傳統思維，發展日美中三邊平衡關系，符合日本的最大利益。

　　四、亞洲整體振興，地區一體化的趨勢加速發展，使日本認識到回歸亞洲的重要性。

　　五、中日間在應對氣候變化、反恐、能源安全等影響各自發展穩定和地區安全保障等問題上的共同利益增多。

　　　重在發展戰略互惠

　　努力落實雙方領導人達成的共識，充實戰略互惠關系的內涵，是中日關系面臨的迫切課題。

　　首先是增進戰略互信。中日兩國要以大國風度，不斷增進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賴，客觀認識和正確對待對方發展，從戰略上正確定位對方，相互視為合作雙贏的伙伴，而不是零和競爭的對手；相互尊重對方的重大關切和核心利益，堅持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處理兩國之間的分歧。第二、要努力把兩國政府達成的“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相互支持對方的和平發展”的共識變成兩國公眾的、輿論的、社會的共識，改善國民感情，增強發展兩國關系的民意基礎。

　　第三、共同克服金融危機引發的困難，大力推進金融、科技、經貿合作，探討在本地區和非洲等務實合作的方法和途徑，推進地區一體化進程，并為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第四、積極推進中日韓合作。中日韓三國經濟總量占東亞90%，應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官產學聯合研究，努力達成平衡、務實、共贏的中日韓投資協議，推進中日韓合作機制建設。

　　第五、推動亞洲振興。不容否認，到目前為止的亞洲地區合作，中日之間基本上是各走各的路，沒有政策協調。民主黨政權重視亞洲的政策取向，為中日合作提供了大好機遇。應強調亞洲振興離不開中日兩國的協調和合作，為亞洲乃至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是中日兩國的共同責任。第六、應對全球挑戰。中日應共同攜手，積極參與各領域的國際合作，提高協作應對各種挑戰的能力，共同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