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1日電 新西蘭中文《先驅報》11日刊發署名劉檸的評論文章《讓善意的批評成為中日關系的增殖因子》，該文從觀光簽證問題談及中日關系，文章認為，哪些政策是促進中日關系的發展、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良策，哪些是起相反作用的“惡法”，兩國為政者都有反思之責。只有這樣，制約中日關系發展的政策性瓶頸才有可能獲得突破，一種指向雙贏而不是零和的、良性循環的雙邊關系才可望構筑，從而從長遠的時間軸上有利于雙方各自的國家利益和兩國的共同利益。

　　文章摘錄如下：

　　2008年夏天，我在《鳳凰周刊》撰文，以對我來說頗為罕見的刺激性標題——《日本的惡心》(多少有“標題黨”的嫌疑)，批評了日本政府針對中國的、把簽證發放與否與觀光者個人收入掛鉤的觀光簽證政策，斥其為“反社會”、“反文明”。

　　該批評本身成立與否，另當別論，但筆者的初衷是想讓日本觀光及出入境管理政策的決策者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如此政策，在中國公民的心中，無論其能否達到規定年收的門坎條件(25萬元)，都注定無法喚起愉快的情感響應：未達標者，厭惡，更坐實了對日本所謂“經濟動物”的傳統印象；達標者，僥幸之余，感到個人隱私被公權力窺視、侵犯，也不會有什么好感。

　　國與國之間的外交，第一原則就是公平、對等，我不知道如此明顯缺乏“費厄潑賴”的、嚴重不對等的外交政策是如何出臺的，據說與國人觀光者在日本的“失蹤”有關。但極少數分子(而且有數據表明是越來越少)的“人間蒸發”緣何成為抬高政策門坎的借口，進而又為個人收入公開，并與簽證發放掛鉤之所謂“必要性”而背書的，其間的邏輯關系過于跳躍，過程含混不清，缺乏透明。

　　據日本《中文導報》報導，如此政策實施近一年，截至去年底，以這種被稱為“家庭游”的形式獲得簽證，前往日本旅游的中國家庭僅有兩對。而2008年， 是日本“觀光立國”的國策得到極大強化的一年，為此內閣不惜單獨成立觀光廳來推動該國策的實施。

　　在這種情況下，從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伙伴鄰國，僅有四個家庭前來“捧場”的事實，說明該政策完全是失敗的，它浪費了社會資源了和近一年的時間，直接損害了日本的國家利益。而且，其在中國國民心中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多少削弱了日本的國家軟實力，未來日本有必要從政策上加以調整、矯正，以證明“日本其實并非那么勢利”，挽回在中國人心中的丟分。進一步的消息表明，外務省與觀光廳方面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正著手修改有關政策。不久的將來，國人赴日旅行的政策限制，可望進一步放寬。

　　我并不認為，是拙文菲薄的努力收到了實效，我對輿論作用的期待，沒那么樂觀。但從拙文發表后得到的一些回饋來看，可以說，正是包括拙文在內的來自中國方面的善意的輿論批評，與日本政策決定機制的自我診斷、自我糾錯程序的良性互動，導致了政策版本的“升級”。判斷一個國家的政策決定機制是否健全的標志， 并不在于絕對不能出臺壞政策，而要看出臺壞政策之后，系統能否實現自我診斷，檢出錯誤信息，進而啟動糾錯程序，升級版本。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社會的反應能力、應變機制還是相當靠譜的。

　　我希望，不久的將來，包括筆者在內的每一個有興趣了解日本的中國人，都能像我的那些日本朋友自由地來中國旅行、購物、享受美食那樣，能自由地去日本的百貨店購物，在東京的學術書店里消磨時間，品嘗正宗的日本料理和札幌生啤。我相信，那必將極大促進中日兩國國民的相互理解，客觀上貢獻于當地經濟，有利于日本的“國益”。

　　當然，與此同時，作為“對等”的外交，中國也會對日本更加開放，我的一些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國社會的日本作家、學者朋友，將無需擔心滯留超過每次簽證允許的法定期限，免去不得不每每中斷手中的工作，花時間、花錢為再度取得一個月的合法居留權而輾轉出境到第三國再折返之苦。

　　哪些政策是促進中日關系的發展、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良策，哪些是起相反作用的“惡法”，兩國為政者都有反思之責。只有這樣，制約中日關系發展的政策性瓶頸才有可能獲得突破，一種指向雙贏而不是零和的、良性循環的雙邊關系才可望構筑，從而從長遠的時間軸上有利于雙方各自的國家利益和兩國的共同利益。觀光簽證問題只是其中的一環，類似亟待解決的課題還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