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7日電 《澳門日報》7日刊出社論《解開暴力抗法暴力拆遷死結》說，在拆遷中總會碰到一些“釘子戶”，需要雙方冷靜坐下來好好談。暴力抗法是錯誤的，暴力拆遷更不應該，雙方往往相互激化，最終破壞社會的和諧。人們期待，能通過制定、調整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條例，建立更加科學和人性化的拆遷程序，制定出當事雙方共同認可的拆遷補償辦法，徹底告別“暴力拆遷”時代。

　　文章摘編如下：

　　成都市金牛區金華村發生惡性拆遷事件，居民唐福珍因阻止當地有關部門拆遷而自焚死亡。目前，死者的數名親人或受傷入院或被刑拘，地方政府更將該事件定性為“暴力抗法”。但輿論卻質疑，是暴力拆遷將戶主逼上絕路。

　　拆遷問題相當復雜，牽涉各方利益，特別是影響到普通民眾的切身利益，甚至是其一輩子的身家財產。拆遷中對被拆遷人的補償，主要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問題，必須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原則。從維護公共利益角度，公權力介入拆遷這一以補償為對價的民事活動，無疑具有其正當性。但維護公共利益不能成為損害公民合法權利的根據。強制拆遷也必須以對被拆遷人予以合理補償為前提。對于被拆遷者來說，服從公共利益只意味著在合理補償的情況下，同意拆遷，交換利益，而不意味著需要犧牲自己的利益。

　　當然，在拆遷中總會碰到一些“釘子戶”，需要雙方冷靜坐下來好好談，即使是談不攏，也可訴諸法律，由法院做出判決。在事件中，成都市金牛區城管執法局既是拆遷的另一方，又是拆遷的中間是非判斷者，還是執法者。在拆遷中，機關部門既是矛盾雙方之一，再由其當評判人，既不合適也是不公平的。

　　當前，一些地方之所以動輒給被拆遷人貼上“暴力抗法”的標簽，原因有三：一是規避自身責任，回避暴力執法的本質；二是法律意識薄弱，毫無法治觀念；三是習慣性地居高臨下，權力傲慢加上偏見，動輒就俯視民眾，還自以為正義在握。

　　悲劇既已發生，需要人們以此為鑒。首先，拆遷補償標準不應由當地開發商或政府單方面決定，因為這違反民法中有關平等、自愿和協商的基本原則；同時，地方政府為增加財政收入，往往刻意降低拆遷補償標準，犧牲當地居民利益，嚴重違背“以民為本、和諧發展”的良好意圖。因此，對于確實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拆遷，倘若戶主不滿意補償標準，政府應采取公開、公正的程序選擇評估機構，保障價格評估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并在此基礎上協商定價。同時，應建立拆遷談判機制，讓戶主與開發商有平等交流的機會，平等協商補償費和安置問題，應結合具體情況貫徹適當補償原則。此外，地方政府應事先對拆遷范圍作摸底調查，結合房屋產權管理部門登記的資料，確定監控資金數額，以保障被拆遷戶能按時、按標準獲得補償安置。

　　總之，暴力抗法已是錯誤的，暴力拆遷更不應該，雙方往往相互激化，最終破壞社會的和諧。人們期待，能通過制定、調整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條例，建立更加科學和人性化的拆遷程序，制定出當事雙方共同認可的拆遷補償辦法，徹底告別“暴力拆遷”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