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16日電 《日本新華僑報》16日刊文《中企不妨攜手日企走向海外》說，中國人很早就有“周游列國”、“下西洋”傳統。繼餐飲、功夫走出國門后，中國資本也要“走出去”。不過，作為后起之秀，中國還需要關注、學習各國，聯合各國，才能真正“走出去”。這里尤其應關注日本。兩個“走出去”走得不盡如人意的東亞鄰居，如果各自的企業能互相攙扶著向前走，肯定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文章摘編如下：

　　中國人很早就有“周游列國”、“下西洋”的傳統。繼餐飲、功夫走出國門后，中國的資本也要“走出去”了。不過，作為一個后起之秀，中國還需要關注、學習各國，聯合各國，才能真正“走出去”。這里尤其應關注日本。

　　所謂關注有兩方面，一是借鑒其經驗教訓，二是加大合作力度。上世紀，日本企業也在海外投資中遇到阻礙，卻憑借“三大準備”在對外投資中占據主動，這尤其值得中國企業借鑒。

　　一是制度準備。眾所周知，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并不順利，海外并購少有成功案例。特別是2005年中海油收購優尼科公司受阻、2009年中國鋁業投資力拓失敗，都在重視判例的英美法系造成影響。這其實不是錢的問題，而是海外對中國企業的意圖及制度概念還缺乏了解及“信任”，存在制度“磨合”和具體操作的問題。

　　日本則準備充分，近代以來就與歐美保持通商，制度相容性較大。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日本更極力調整國策、制度適應“走出去”的需要，并以日美關系為杠桿，帶動與整個西方社會關系的發展。當時，美國在國內貿易糾紛中判日企戰勝美企，且替日本說服西歐支持日本“入關”。對于我們今天如何利用美國這個資源，日本提供了借鑒的對象。

　　二是技術準備。中國企業在產品、人力、物力及財力上都有相當準備，但真要“走出去”，就發現缺少“核心競爭力”，技術、專利多在別人手中；而日本戰后20年，就創立了索尼、豐田等諸多企業，自主知識產權為日本企業“走出去”奠定了基礎。

　　三是人才準備。中國人多，但一“走出去”，就會發現，中低層人才多，高層人才少；官僚類人才多，管理類人才少；事務人才多，技術人才少。而日本的官本位制度在戰后就基本被打破了，人才分流已經成型，按照社會化大生產格局培養人才，與今天中國的情況略有差異。

　　從目前來看，美英等國企業在“走出去”方面的相互借鑒、協作比中日做得好。最近日本民主黨上臺，不斷談論“東亞共同體”，這個整合是否能夠與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深化，與中日經貿合作中的資源最佳配置相映成輝，還有待觀察。

　　不過，中國不僅有廣闊的國土資源、豐厚的人力儲備及巨額外匯儲備，而且擁有最具潛力的大市場；日本則不僅具有一流的技術實力，而且具有營造國際綜合網絡的經驗與可持續發展的心得。二者相得益彰，可望形成一流的核心競爭力，構筑東亞企業的跨國經營模式。

　　因此，兩個“走出去”走得不盡如人意的東亞鄰居，如果各自的企業能互相攙扶著向前走，肯定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樣，“東亞共同體”的建設才能邁出實際的一步。(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