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6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6日刊出龐中英的文章稱，一場金融危機使歐美發現，G20而非G8正是這樣一個有效框架：把新興大國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中，發揮其作用，拉他們一塊解決世界問題，賦予他們一定的國際結構性權力，讓新興大國按國際規則作為。在這個意義上，新興大國積極參與下的G20，是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新版本，宣布G8走入歷史還為時尚早，國際權力格局的調整還只是剛剛開始。

　　文章摘編如下：

　　G20匹茲堡《領導人聲明》說要讓G20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協調和合作機制，全球不少輿論，包括中國的一些評論，因此認為世界經濟正在構造“新秩序”，G8將走入歷史。

　　筆者認為，宣布G8走入歷史還為時尚早，因為國際權力格局的調整還只是剛剛開始，G8或者確切說，G7，西方世界在未來世界經濟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退出歷史還非常不確定。對此不能盲目樂觀。

　　美國和歐洲等老的工業化國家，而非“新興國家”，仍然牢固占據主導地位。別的不說，就從金融峰會的主辦國上就可以看出。美國不到一年舉辦兩次峰會，英國舉辦一次。匹茲堡峰會宣布，2010年將舉辦兩次金融峰會，分別由加拿大和韓國承擔，而韓國之后，金融峰會每年舉行一次，2011的峰會則由法國舉辦。除了韓國，加拿大是G8的成員，而法國則是G7的發源地。即使是韓國，不僅是美國的盟國，而且是西方工業化俱樂部OECD成員。中國等新興國家即使主辦G20峰會，但最早的時間也是2011年以后。而那以后的世界形勢，不確定性非常多。其中一個不確定性是，新興大國的經濟增長勢頭能否維持到那個時候。

　　世界金融體系長期由美英主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是不爭的事實。只要認真看過從G20倫敦峰會和匹茲堡峰會發表的領導人集體文件，就可以看出，幾乎是美英主導，因為這些文件的重心正好與美國和英國的外交政策重心重合。

　　這些年來，歐美不斷地邀請新興大國的官方和非官方代表參加有關國際會議，為的是如何化解、消化新興大國崛起帶來的沖擊。一場金融危機使歐美發現，G20而非G8正是這樣一個有效框架：把新興大國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中，發揮其作用，拉他們一塊解決世界問題，賦予他們一定的國際結構性權力，讓新興大國按國際規則作為。在這個意義上，新興大國積極參與下的G20，是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新版本。

　　美國的“權力轉移”策略

　　奧巴馬政府支持增加中國等新興國家增加在IMF新的治理結構中的權力。咋一看，這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大的轉變。情況也確實如此，奧巴馬上臺后，試圖恢復和加強美國的“國際領導權”，但卻以新的方式方法。

　　在“新興大國”尚未成為世界政治的主導話語的20世紀末以前，美國一直把與歐洲(包括英國和歐洲聯盟)看作是支持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的支柱，幫助維護歐洲在世界上的利益。而歐洲國家，在許多國際事務中，實際上一直依仗美國的支持。許多歐洲人對此深信不疑，即使做美國的不平等的“小伙伴”也在所不足。但是，這次，美國卻拿歐洲的利益“開刀”，認為一些歐洲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代表性過度”，面對新興大國的崛起，歐洲需要放棄他們掌握的“多余”的、不正當的投票權。

　　明顯地，這是一個“零和”的權力轉移。美國決定削弱歐洲的權力，當然不會放棄自己在國際金融政治的任何權力，而是希望這樣的權力轉到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歐洲人對此考慮復雜。

　　歐洲人其實有“放權”的意愿。去年11月的華盛頓峰會期間，在華盛頓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演講的法國總理就主張歐洲國家把“多余”出來的投票權轉移給新興大國。G20中的歐洲國家，在匹茲堡《領導人聲明》中同意“權力轉移”。這當然是一個不情愿的決定，但歐洲人的策略是，堅守在國際金融體制中不正當的過度權力，難度比較大，勢必加深與新興大國的對抗，也有損歐洲在世界上的軟實力；如果能以權力轉移換來金融危機的消失和世界經濟的穩定，甚至有助于預防下次金融危機，這種轉移也是值得的。“后現代”的歐洲人已經不是世界上一些民族主義抱負依然強烈的國家那樣“戀權”。

　　當然，歐洲人深知他們讓出的權力的是有限的，甚至是象征性的，也就是5%。歐洲在繼續維持一體化，所以，歐洲作為一個一個整體——歐洲聯盟，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投票權加在一起仍然是最多的。如果歐洲確實保持團結，他們一樣可以成功地控制國際金融政治的治理結構和決策。所以，本質上講，歐洲人在這種“權力轉移”中是以小的代價獲得大的收獲，還能落下個為全球治理做出貢獻的好名聲。

　　這一權力轉移，不光是美國爭取新興大國在國際體制中做出更大貢獻的圖謀，也同樣是歐洲的圖謀。在爭取讓新興大國納入現存國際體制，確保新興大國不圖謀根本改革國際體制，甚至另起爐灶，而是為現存國際體制的存續和改革(這次匹茲堡峰會《領導人聲明》用了“現代化”國際體制的說法)貢獻，歐洲國家和美國有著共同考慮和共同利益。

　　開始發生變化的國際金融組織的權力結構，是美國能得心應手操縱國際權力的最好例證。美國仍然握有足以影響國際權力布局的“國際領導權”。新興大國增加投票權，除了感激他們自身的實力上升，也不得不感激美國對權力的擺布。

　　在國際上占據了本來就不屬于他們的權力的歐洲人，其實是啞巴吃黃連，不得不接受現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美國總統羅斯福就強烈要求英法等擁有海外殖民帝國的歐洲強權放棄殖民地。戰后，世界的“非殖民化”和民族獨立運動，使歐洲人不得不失去他們本來不該擁有的殖民地。奧巴馬這次有點像羅斯福，推動改革國際金融體制，拿歐洲人占據的權力為突破口，幾乎是羅斯福再生，一定會博得新興大國的歡心。

　　G20面對的真正考驗還沒有到來

　　匹茲堡會議的領導人聲明，用了大筆文字贊揚G20在扭轉世界經濟沒有因為最嚴重的金融危機而陷入最嚴重的大蕭條上的功績。這段文字居然比“反對保護主義”要長得多。未來的經濟歷史學家將判斷，到底G20各個政府以及他們的聯合G20在這次危機中的作用。但危機尚未結束，美國的奧巴馬政府就如此自我贊揚，向世界傳達出世界經濟正在趨向正常的信號，是否輕率了？

　　這次金融危機可能也就到此為止。但人們卻擔心下次危機的爆發。匹茲堡會議也多次提到“下次危機”。G20在緩解本次危機上確實做出重大貢獻，但問題是，它能否為預防下次危機同樣做出貢獻？尤其是，若下次危機爆發，目前的G20結構能否有效地應對？國際金融體制治理結構的改變是否將有助于預防下次金融危機？若下次危機的中心不在美歐，而在新興國家，那么，G20中的西方國家能否像這次的新興大國那樣“同舟共濟”？比如中國爆發了金融危機，G20能像幫助美國那樣幫助中國嗎？這一系列問題，其實都是很不確定的。(龐中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