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30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30日刊出江蘇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工作人員黎堂斌的文章，講述了他的農村家庭父子二代60年來的變化。文章說，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黃土地的面貌發生了太大變化，社會發展帶來了很多喜色；作為“三農”的載體，黃土地承載了太多使命，不能丟掉對黃土地的人本關懷。

　　文章摘編如下：

　　六十年來，與中國其它地方的農村一樣，老家的這片黃土地上的人們，在黃土地上澆注著辛勤的汗水，傾注著畢生的精力，等待著四季輪回的春華秋實，期望著時代變遷的豐衣足食，也守候著那份與世無爭的淡定從容。

　　他們時刻關注這片土地的變遷，從吃穿住行到人情世故，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心中夾雜著無比復雜的情感，有對泥土充饑的恐懼，更有對粗茶淡飯的珍惜；有對傳統不再的失落，更有對美好明天的憧憬；有對簡樸家園的留戀，更有對現代文明的向往。

　　父親，從死亡邊緣走來

　　父親，出生于新中國成立前的兩三年，見證了老家這片黃土地的變遷。

　　討飯、吃觀音土，是父親瞑目難忘的記憶。新中國誕生的喜慶還沒有完全消退，熱火朝天的建設高潮似乎燒過了頭，一場饑餓夢魘便隨之而來。三年災害期間，對“走到哪、吃到哪”的“大鍋飯”迷戀不再。

　　父親是僥幸的，能戰勝災難頑強地生存下來，雖然現在能過上溫飽生活，但他總是嚴肅地告誡我們“莫忘災年”。

　　“分田單干”，是老家對上世紀80年代初那場轟轟烈烈大包干運動的俗稱。在“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指導下，人們對腳下的這片黃土地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熱情，干活總有使不完的勁，種莊稼總有挖掘不盡的潛力。

　　整個80年代，黃土地上的日子僅限于緊巴巴的溫飽水平，離富足還有一段距離。雖然“包干”、“包產”理順了生產關系，解放了生產力，但“計劃”對農民的影響仍無處不在。盡管很大程度上增產了，但統購統銷、限制農產品價格等政策讓農民增收很難，除了基本的生活開銷外，幾乎沒有剩余的收入。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黃土地上的氣氛也日趨活躍起來。90年代初，父母親在辛勤勞作之余，不出村就能到京九鐵路建設工地掙點“外快”，還能賣點農產品增加收入，家里逐漸有了些許余錢。我們姐弟偶爾也能“奢侈”地吃上零食，飯桌上有魚肉的次數由一年幾次增為一月幾次了，身上的衣服也由多季一衣，變為一季多衣了。

　　家里也逐漸有了自行車、電視機，還蓋起了磚瓦房。父親，在黃土地上耕作了一輩子，驚異于變化的快速，也珍惜來之不易的收獲，常沉浸在一位老農民獨有的“滿足”之中。

　　姐姐、姐夫，當了農民工

　　姐姐、姐夫，在上個世紀末，加入了外出打工的行列，成了貢獻在城市、思念在老家的農民工。

　　姐姐不怎么識字，費盡千辛萬苦之后，終于在一家大商場找到一份做保潔的工作。早晚“兩班倒”，每天工作10余個小時，一個月下來也能掙得千把塊錢。姐夫，有一門嫻熟的木工手藝，在費一番周折之后，成了一家裝潢公司的裝修工人。有了工作，就有了吃飯的本錢，他們在遠離市中心的平房區租了一間低矮的小房子，在陌生的城市瑞安了個屬于自己的“家”。

　　幾十年的鄉土本色，難免跟現代大城市格格不入，但他們還年輕，學著去適應城市里陌生的一切。漸漸地，當初進城的那種驚恐、無助的眼神不再，多了幾分從容和自信。

　　他們起早摸黑，騎著從舊貨市場買來的二手自行車，穿過人流密集的街巷小道，以最短的時間趕到上班的地方。他們省吃儉用，吃的是從菜市場買回的發黃的蔬菜，穿的是從地攤掏來的便宜衣服，盡量多省每一分錢，因為老家的那片黃土地上還有老小等待他們供養。每年回去過年，帶著那筆一年到頭省下的“數目可觀”的積蓄，也能“闊綽”一回，給老人、小孩添置新衣服，采購兒女喜歡吃而平時難得吃上的糖果，當然也不忘給自己買一身新衣服“犒勞”一下。

　　姐姐和姐夫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了幾年，雖然逐漸適應了城市里的節奏，也直言不諱地喜歡上了城市的繁華，但城鄉二元體制在他們與市民之間劃下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農民工不屬于這座城市，始終只是在這里揮灑汗水、貢獻青春的過客。盡管再苦再累，無論怎樣省吃儉用，他們還是無力在城市購買一片屬于自己的棲身之所。

　　更可怕的是城市沒有給予他們新生的希望。每到暑期，他們會把兒女接到身邊，享受短暫的天倫之樂。但暑假結束，一家子幸福的“城市生活”也隨之中斷，兒女不得不送回老家上學。

　　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些允許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中小學免費就讀的政策，但借讀費、學雜費依舊高昂，讓他們望而卻步。現實告訴他們，城市再好，也只是他們遙不可及的夢；離家再遠，兒女始終是他們的牽掛與寄托，那片黃土地才是他們的根基與歸宿。

　　我，變成“城里人”

　　我，1999年考取了省城的一所大學，于是就成了一個農村人眼里的城里人、城里人眼里的農村人。

　　自恢復高考以來，我算是村里第一個到省城讀書的大學生。遺憾的是，“進城”以后，每年回去也不過一兩次。

　　由于在國家機關工作，我成了村里的“名人”，上了“名人錄”。每逢筑橋、修路、辦學校，村干部總會對著“名人錄”按圖索驥，希望捐個千兒八百的款項。我自知遠非名人，也沒有多少積蓄，但還是樂意捐款。

　　盡管我在城市里奉獻人生，但黃土地一點一滴的變化都牽動著我的神經，我希望自己能為她的發展多作一點貢獻，回饋她生我養我的恩情。有時候，我甚至抱怨自己，為什么不能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為這片土地多奉獻一些，讓自己的生命在黃土地贊許的目光中大放異彩。

　　黃土地，唯一的“交集”

　　我們被急劇轉型的社會貼上了“農民”、“農民工”、“市民”等標簽，黃土地成了我們唯一的“交集”。每逢春節，外出的人們都紛紛返回家鄉，村里一掃平日的沉寂與荒涼，人口一下子就多了兩三倍，眼里看到的是大人小孩、紅紅綠綠，耳里聽到的是鞭炮聲、車輛聲，到處充滿了喜氣洋洋的“年味”。這樣的景象，老父親看在眼里，樂在心里。

　　過年，是我們一大家團聚的日子，更是一年到頭交心的日子。老父親更多地是講自己的滿足與幸福，電視能解單調農村生活的煩悶，電話能聽聽長年在外的兒女的聲音，修到家門口的水泥路使出行更方便了，種田不納稅反而還有補貼了。

　　他也告訴我們，村邊的那口池塘被雨水沖涮的污泥填滿了，老倆口在家種那點“人頭田”因缺少“村務協作”有些吃力了，鄰里之間也會因不起眼的小利比以前計較了……每每談到這些，老父親的眼神總是很復雜。

　　姐姐和姐夫會談到在城市里打工的酸甜苦辣，有一月下來坐在一起數區區幾張“老人頭”(編注：印有領袖頭像的百元鈔票)的高興，也有對沉重生活負擔的憂愁；有電話里聽到老人兒女報平安的滿足，也有一年到頭朝思暮想的痛楚；有知曉兒女長高了的欣慰，也有對兒女長年不在自己身邊能否健康成長的憂慮。也許，這些才是讓他們心存疑慮、“原生態”的黃土地生活。

　　六十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黃土地的面貌發生了太大變化，社會發展給她帶來了很多喜色，但也導致了一些新問題：公用設施破敗，文化生活缺失，老人孤苦伶仃，小孩缺少父母關愛，淳樸鄉風多了一些“市場”味，等等。

　　作為“三農”的載體，黃土地承載了太多的使命，她對整個國家是不可動搖的根基。不能丟掉對黃土地的人本關懷，既要身臨其境感受空氣的新鮮、民風的淳樸，更要對單調的生活、長久的牽掛、尚未完善的保障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