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21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21日刊出邱震海文章《中國國慶60年：大歷史和大文化思考》說，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虛心學習，到最近17年的市場經濟，中國正逐漸從器物層面進入制度層面。如何從制度上建構保障現代化成功的框架，是無法繞開的問題。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不可能完全復制西方版本。這其中也涉及如何提煉和整合自身文化，從而在內部持續現代化、對外建構國際秩序方面探索出新路子。

　　文章摘編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正值改革開放三十年，因此一般來說，面臨的問題，與去年紀念改革開放時面臨的問題一樣，歸納起來主要是三個方面：一、六十年建國對中華民族的意義在哪里？二、這六十年中國主要做了些什么？三、未來的彼岸到底在哪里？

　　百年衰敗：多種救國嘗試　

　　首先，就新中國建國六十年對中華民族的意義而言，誰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不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換代”，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事情到這一步顯然還不夠，我們必須把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努力，放到近代歷史的大背景下去看。

　　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衰敗進程加劇。當時，中國曾嘗試過各種辦法，歸納起來無非是改良和革命兩種，學習的模式從西方到日本，又到蘇聯，林林總總。但19世紀末所有的改良努力幾乎都告失敗，最后只能訴諸革命。于是，20世紀又爆發了兩場革命，一場是辛亥革命，另一場就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無論是哪一場革命，歸結到最后，都是仁人志士用不同的方法、途徑和意識形態，試圖拯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

　　現代化：技術、制度、文化

　　由于歷史的背景和歷史局限，信仰不同的意識形態和使用不同方式救國的人們，曾為此打得不可開交，這是歷史的遺憾。所幸的是，這個遺憾終于過去了；中華民族在21世紀初不但迎來了崛起的時代，而且也由于臺海兩岸關系緩和而迎來了民族和解的時代。

　　然而，過去一百多年，中國人在救國過程中面臨的困惑，并沒有因崛起而完全消失，那就是：一、技術上如何學習和追趕西方？二、在制度上如何保證現代化的成功？三、如何更新和提升中華文化中有助于現代化發展的元素？

　　從技術到制度的困惑

　　談到這里，自然就已經切入到本文開頭提出的第二個大問題，即：過去六十年中國做了些什么？

　　必須承認，過去六十年里，前后各三十年的區別是十分明顯的。前三十年，中國主要是用革命的手段延續救國之夢；到了后三十年，中國進入了成功改良的時代。1978年底開始改革開放時，中國在某種意義上跨越了過去近百年血雨腥風的路程，重新嫁接到一百多年前的“洋務運動”。

　　改革開放和洋務運動雖然時空背景不同，但對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家而言，其使命卻一如既往，即都是為了達成國富民強的理想；在外部特征上，兩者也頗為類似，即都以學習、追趕西方為目的，兩者都采用和平改良的手段。

　　當然，與洋務運動相比，最近三十年來中國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是決定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必須承認，這三十年，中國只是基本解決了技術上如何學習和追趕西方的問題。

　　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虛心學習，到最近十七年的市場經濟，用“五四運動”時的話來說，中國正在逐漸從器物層面進入到制度層面，雖然這個制度主要還只是經濟制度。如何從制度上建構一個保障現代化成功的框架(這個制度自然包含經濟、法律和政治制度)，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無法繞開的問題。

　　眾所周知，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首先成功于西方，因此過去一百多年從日本開始的亞洲現代化過程，首先就是全方位學習西方的過程。因此“現代化”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成為“西化”的代名詞。

　　但由于中國歷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現代化的模式不可能完全復制西方的版本。無論是洋務運動時期的“體用說”，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各種爭論，都印證了這一點。這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從技術層面進入到制度層面階段時所無法回避、短期內又難以解決的。中國目前就是處于這個階段。

　　文化整合無法繞開

　　這個困惑其實不是一個簡單的體制困惑。其間，不但涉及到如何認識中華文化及其與現代化的關系，而且也涉及到中國如何提煉和整合自身文化，從而在內部持續現代化、對外建構國際秩序方面探索出新的路子。

　　“五四”時期，由于國力衰敗，“打倒孔家店”、全盤否定中華文化既成了時髦，又成了迫切而又無奈的需求。但隨著中國至少在經濟上的再度崛起，尤其當中國的發展從技術轉向制度層面時，就再度遇到困惑。在試圖解決制度問題的時候，如何整理、梳理、提煉和整合中華文化，也逐漸成為一個無法繞開的問題。

　　一旦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國今天遇到的許多問題，比如中國和西方的關系如何調整，等等，都將迎刃而解，或至少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這個問題顯然非短期內可以完全解決。但提出這個問題，顯然是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