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21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21日刊文說，與近代西歐諸國相比，東亞各國歷史上沒有太多恩怨情仇，但現實是從近代至今，東亞各國間戰略信任一直是“珍稀產品”。東亞安全信任如何可能？這是一項歷史性系統工程。既要以制度契約建設戰略信任，同時也要從東方文化出發，從“關系”基礎培育信任因素。

　　文章摘錄如下：

　　按理說，與近代西歐諸國的“戰國伐謀”時代相比，東亞各國歷史上沒有太多恩怨情仇，因為古代東方國際關系是一種朝貢體系。但現實是，從近代至今，東亞各國間的戰略信任一直是難得的“珍稀產品”。近期諸多事端，比如南海領土爭端紛起......無不體現東亞戰略信任較低的特點。

　　概言之，戰略信任不足是東亞地區熱點層出不窮，各種矛盾剪不斷、理還亂困境的根本原因。

　　東亞安全為何缺少信任？

　　讓我們把眼光轉向西方，西歐各國曾經戰事不斷，世界大戰的慘狀也記憶猶新。但如今，法德大國言和，歐洲聯合的進程在深入，西歐似乎走向“歐洲聯邦”的康莊大道。

　　1975年，歐安會赫爾辛基首腦會議簽署了《赫爾辛基最后文件》，見證了歐洲合作安全與信任建設的成效。歐洲各國戰略信任的達成，與法德大國的和解息息相關，同時也與西方的理性契約精神一脈相承。這就是通過契約達成制度的信任。

　　反觀東亞的現實，恰恰是小國間的戰略信任能夠形成，如東南亞聯盟各國簽訂《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呼吁放棄使用武力，通過和平手段解決領土爭端。

　　雖然東亞國家的文化較為相似，但政治體制、利益訴求與文化認同又存在較大差異，所以受制于現實和歷史因素，東亞戰略信任一直是步履為難。

　　首先，東亞文化中理性反思精神的缺乏，為各種歷史矛盾的糾結“埋下了伏筆”。誠然，面向未來我們應“忘記過去”。但歷史上的戰爭集體記憶，如果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那么東亞安全關系中，信任的達成無疑是癡人說夢。正因為“侵略國”和“被侵略國”的關系基礎沒有解決，東亞國家間再多的經濟交往也難以產生政治上的好感。所以“政冷經熱”成為東亞各國政治經濟關系的真實寫照。

　　其次，東亞國際秩序轉型過程中的“后遺癥”。傳統上東亞是一種“天下秩序”，在面對西方民族國家秩序的沖擊時，天下秩序土崩瓦解，但民族國家的建立，并沒有帶來東亞國家間秩序的和諧。反而，伴隨著歷史和現實的各種利益沖突、領土糾紛，東亞各國在戰略層面并沒有步入“現代化”。

　　由此，東亞國家都難以把握相互的戰略意圖。而且，在如今邁向政治經濟現代化的集體賽跑過程中，各國都處于轉型發展時期，對于處于相同地位的鄰國自然表現出更多的競爭性，甚至是敵意。

　　第三，共有歷史使命和任務的缺失。東亞文明的復興，并沒有成為東亞各國關系的粘結劑，反而，在這場缺乏一致性理解的、較為籠統的“歷史使命”中，不同國家的利益訴求存在較大差別。應該說，一方面東亞區域層面并沒有讓所有國家認可的“共同敵人”，相關各國對他國都持有一種警惕之心，甚至是心思各異。作為東亞“第三者”的美國，給東亞安全關系帶來的不是寧靜，更多的是利益的交織、直至矛盾的激化。

　　東亞安全信任如何可能？

　　東亞安全信任如何可能？應當說，這是一項歷史性的系統工程。從政治文化軟性環境建設來說，只有東亞各國對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持更為包容的態度，這樣對于各自的戰略意圖才能抱有更多希望和自信。所以，去意識形態化，增強文化認同和集體記憶，這些工作仍不可或缺。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增加各國戰略意圖的確定性，這是信任建設的核心環節。戰略意圖的確定性，只能建立在一定的宣示、透明化措施建設之上。而領導人的互訪、軍事熱線，進而相關安全合作論壇機制、友好合作條約的創設，都能起到一定的“制度保證”作用。《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亦即佳例。這些“制度”能夠對相互信任起到道義和情感上的制約效果。

　　此外，基于東亞區域層面共同任務或共有威脅強化的困難，我們必須放低著眼點，在具體的問題領域尋求共同的利益訴求。問題的關鍵在于，只要各國對利益的訴求不是南轅北轍，甚至是同床異夢，那么東亞區域戰略信任的建設是值得努力的。

　　上海合作組織的信任建設成就彰顯了這一特點。20世紀90年代末，基于共同應對恐怖主義威脅，“上海五國”相繼簽署了大量領土邊界條約、軍事互信協定。這些開誠布公的行為，有效地增進了五國在中亞地區的安全合作，改善了地區安全角勢。

　　總而言之，信任更多的是一種關系資源和道德資源，我們既要從西歐借鑒相關經驗，以制度契約建設戰略信任，同時也要從東方文化出發，從“關系”基礎培育信任因素。用中國話語來說，東亞各國如何從“外人”的關系，轉化為“自己人”的關系，是戰略信任建設的核心所在。(尹繼武)